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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豆瓣加油

  靠着近千万美元投资的加油,豆瓣网想要回归它当初的梦想:以影音书为核心内容的专业网站。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文|CBN记者 杨樱 杨轩

  2010年2月3日,离春节没几天,豆瓣网创始人兼CEO杨勃以网名“阿北”在其官方博客写了一篇日志,《豆瓣变形记》。这封看起来更像是致用户书的日志说:豆瓣要“作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重新组合网站内容。

  历时4年有余,豆瓣在经历了到底是文艺型评论网站、还是生活型社区网站的种种辩论之后,将要回到杨勃当初创始它时的梦想:成为一家以影音书为核心内容的专业网站。

  新豆瓣依然保留了社区功能,也就是用户们所熟知的“小组”,但“小组”将和“同城”、“友邻”等生活类内容一起划归到“豆瓣社区”。与之同样独立出来的还有“豆瓣读书”、“豆瓣音乐”和“豆瓣电影”。他们成为四个独立端口,“慢慢分化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

  而在这篇日志发布前几个月,豆瓣则在招聘产品工程师以及产品总监,两者皆致力于改善豆瓣产品及新服务的整体质量。紧锣密鼓地做这么多事,杨勃并不是心血来潮。2009年年末,豆瓣获得来自挚信资本近千万美元的投资。他底气很足。

  这件好事原本不在杨勃的计划内。从2008年底蔓延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杨勃对投资没抱什么希望,他决定不裁员也不招聘,带着整个团队埋头苦干,争取让豆瓣在2009年年内盈利。杨勃表示,2009年前,豆瓣核心收入来自与电子商务网站的合作分成,即为卓越、当当等网站导入用户消费并获得分成。除了这些“大致可支撑豆瓣的日常运营”的收入,豆瓣很快引入了互动广告,合作伙伴的气质与豆瓣用户群也颇为吻合:匡威、阿迪达斯、雷朋……虽然无法得知豆瓣具体从互动广告中获利多少,但杨勃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豆瓣网2009年的收入是2008年的四倍。

  即便是开源节流,豆瓣也在2009年推出了新产品:电台、购书单和网上影院订座功能。豆瓣团队发现,用户登录豆瓣浏览评论,最终目的不是阅读这些文章,而是判断自己该听什么音乐、该买什么书、该看什么电影。每一次尝试,其开发者都会同时从自身和用户的角度反复琢磨。每个改动都在团队内部辩论、质疑,用杨勃的话便是,“经常会吵架”。

  这样的过程依然带有创业型公司的热情,虽然目前每月已经有3000万来自各地的稳定用户,但在杨勃看来,豆瓣在商业角度上还是一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公司,要立足茫茫网海,必须要有“一些稳定元素”。这些元素将把用户从线上带到线下,发生实际的消费行为。比如,如果用户在豆瓣电台里爱上某支乐队,也许他就会去购买他们的音乐。至少,在版权完善的商业领域里是这样。而要做到这一点,豆瓣必须变得更专业。

  电影《孔子》的评分也许是个例子。2010年1月末,传说因为要给《孔子》让路,《阿凡达》2D版在许多城市提前下档。愤怒的观众涌向豆瓣《孔子》的页面,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最低分“一颗星”。这种泄愤式的举动并不是暂时的,至今《孔子》的评分中仍有41%是“一颗星”,这甚至破了当年“烂片”《无极》的低分记录—《无极》“一颗星”的比例是32.2%。

  无论电影质量好坏,这种情绪化的评分对于《孔子》而言是不公平的。它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有不知内情、但又想知道《孔子》到底如何的用户会被这样极端的评分吓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豆瓣的不专业性暴露无遗,虽然这并不是它能控制的。

  更多情况发生在社区功能和影音书内容的交叉中,与《孔子》这种极端案例相比,这是杨勃的长线隐忧。在《豆瓣变形记》里,他写道:“我们也一直担心高度活跃的社区对书影乐服务内容可能的干扰,比如社区内的人际冲突会波及到评论和条目内容,影响到几千万非社区用户。”

  “豆瓣越来越水”,这不是少数人在抱怨。知名博客人“和菜头”在看到杨勃写的豆瓣变更日志后随即发表了评论,其中一段是:“典型的例子就是评论的水化,一篇评论读下来,你可以知道作者正在喝什么咖啡,此时什么心情,甚至包括生理周期,但是对于评论来说,这种内容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对于读者决策是否去购买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听一张CD,毫无任何用处。我认为,这是产品形态和发展策略决定的用户行为—在一个专业评论网站,用户倾向于用自己的观点、文笔和才华展示自己,而在一个SNS网站,用户倾向于用自己展示自己,更愿意用心情故事、私人日志和个人写真而非评论来吸引观众。”

  豆瓣曾经试过影音书的排行榜,但每一张榜单都涉及排位次的网民自己的素质与喜好,到底是不是对大多数具有参考性依然有待商榷。至少,杨勃把排行榜称为一刀切式的“极其粗暴”的产品。

  豆瓣不能再延续现有的模式了,杨勃清晰地发出了这个声音:“比起豆瓣一贯的封面、介绍、评论、收藏、打分、推荐这些统一风格和功能,将来更深入的服务需要更独立专门的设计。我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对书、电影、音乐分别看待。” 但各项功能更清晰的划分无疑也需要更大的投入。挚信资本的投资让“专业化”的计划提前加速,而豆瓣网的盈利则再次推迟。新伙伴出奇地善解人意,他们并不太干涉豆瓣网站的日常运作,并决定以其“长远而不是眼下的能力”来衡量网站价值,虽然挚信资本在行业内向来以“上市潜力型公司投资者”闻名。

  挚信显然不仅是对“新生活方式的服务”有兴趣,他们和杨勃的想法一样,希望豆瓣能服务更多人,也能赚钱。“不管豆瓣提供什么服务,用户使用它,就都是一种消费行为,只不过属于文化类,”杨勃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只要有消费,就有利益产生。”3000万用户,其年轻的年龄层次、高于一般网站的用户素质和旺盛的潜在消费需求,是豆瓣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把用户从线上带到线下的大前提下,杨勃决定把影音书和社区四块内容分开考虑盈利模式。再次变形并不意味着豆瓣2009年的变化是无用功,事实上,电台、购书单和影院订座可以说是针对音乐、书、电影单独推出的试水型产品。

  电台是目前杨勃最得意的产品。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豆瓣团队都不擅长创造和筛选内容,而是“帮助用户发现生活”。

  豆瓣电台界面极其简单,一首歌放出来,喜欢,不喜欢,或者直接跳过。但杨勃认为这背后并不简单。“它是我们核心技术最完美的展现。”杨勃说,类似电台这种事谷歌也做过,但是做得不好,比如是按心情区分听什么音乐。而豆瓣则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来猜测不同的用户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再进行推荐。

  这也是杨勃认为豆瓣电台无法被复制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版权谈判的费心费力也可能形成一定的壁垒。整整半年时间,豆瓣负责电台的团队都在跟艺人、唱片公司、曲作者、词作者等等商谈。“理论上,十几万张唱片大约需要跟几万人商量才搞得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保证合法版权的同时,能够搜集到尽量准确的、不重复的音乐,让电台“又要有惊喜,又要靠谱”。

  从电台上线后的用户反应来看,它的确达到了“令人惊喜”的效果。但即便是对于这个最得意的产品,豆瓣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持续盈利方式。目前豆瓣音乐的收入仍然来自当当、卓越等电子商务网购买链接站的分成。而对未来电台收入来源的设想,杨勃表示,不排除会插播音频广告,还可能对一些高级服务进行收费。此外,唱片公司和音乐人也可能花银子在这里推广。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即便找到合理的盈利方式,豆瓣是否真的无法复制?就拿杨勃最为得意的豆瓣电台来说,无论是国外的Last.fm,或是国内的虾米、新茶,不仅与之似曾相识,也不乏各自的拥趸,豆瓣电台要想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杀手级应用,未必就那么一帆风顺。在互联网这个永远是多金必胜的行业,如果真要“影响更多人,顺便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豆瓣恐怕还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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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的20年:没有什么不能修改

  一款图像软件如何用20年的时间缔造商业的成功和一个“没有什么不能修改”的世界?

  文|CBN记者 骆轶航 徐涛

  风光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在《底片》一书中预言:“未来通过电子方式,人们会得到更多的方法,让图像质量不再是一台机器的产品,而是操作机器的人的作品,而且想象和表现都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在亚当斯去世的第四年—1988年,一名整天蜷缩在地下室暗房里的摄影爱好者托马斯·诺尔(Thomas Knoll)成了这一预言的实践者。1990年2月,当第一款被诺尔称作“Photoshop”的图像编辑软件被装在当时颇为新潮的3.5英寸硬盘里、捆绑着扫描仪向摄影师和平面设计者出售的时候,没人想到它在未来的20年究竟能颠覆什么。

  一切都远非“把摄影后期控制权交还拍摄者本人”那么简单—Photoshop使人们主观地创建美妙的图像成为可能,在高质量再现真实世界的同时,精美地演绎人们想象中的合成图像和效果。它让裁切(corp)、橡皮擦(eraser)、模糊(blur)、加亮(dodge)和加深(burn)等工具成为全球创意产业人士的共通语言。在一些充满想象力和娱乐精神的大脑编排下,Photoshop成了人们重新创造、恶搞、修饰或谐谑现实生活的超级工具,它不断挑战人们的感官世界和肉眼对真实性的判断,直至成就了Photoshop“有图无真相”的终极价值。

  这是一款横跨信息技术和视觉影像两大领域,经历了Windows的普及与衰落,以及传统影像被数码影像全面取代的诸多历史时刻,却一直与技术革命保持同步更新趋势的软件产品。在数字图像领域,它甚至从未被替代过。

  直到现在,当你每次打开Photoshop界面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仍然是那个罗列着一连串设计者和贡献者名 单的Photoshop欢迎窗口。迄今为止,托马斯·诺尔仍是排在第一位的设计者—这并非仅仅因为他是创造Photoshop的那个家伙。事实上,直至本世纪,他一直都是Photoshop的灵魂和关键时刻的拯救者。

  托马斯·诺尔的父亲是一个忠实的摄影爱好者,老诺尔把家里的地下室建成了一个专供冲印的暗房,这里也成了托马斯·诺尔和他的兄弟约翰·诺尔(John Knoll)与众不同的童年乐园。彼时,个人电脑在苹果和IBM掀动的巨大浪潮下刚刚兴起,托马斯和约翰两人很快把兴趣从单纯的影像技术转向了个人计算机,在1987年,托马斯购买了一台苹果电脑(Mac Plus)用来帮助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可很快,托马斯发现当时的苹果电脑根本无法显示带灰度的黑白图像,这导致他自己动手编写了一个名为“Display”的程序,目的在于能在苹果黑白位图监视器上显示灰阶图像。这完全是极为朴素的追求视觉美学的个人兴趣使然,而并没有思考它的下一步能变成什么样子。但他的兄长约翰很快发现了这款程序的价值。作为影像效果的笃信者和从小就掌握了照相本质的人,约翰开始鼓励托马斯不断地增强Display的程序,直至将它彻底地商业化。

  他们让Display从支持灰阶图像的简易程序“升级”为支持彩色功能,他们还在Display的基础上开发了图像处理例程(即滤镜插件),包括增加了读写不同文件格式的功能。另一项至今仍被称道的Photoshop功能—“软化边缘选区”也是在那时发明的。这款“升级版”的Display还包括了色阶、色彩平衡、色相及饱和度等一系列功能—如果它的程序开发者不是摄影出身的话,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它只是世界上第一款独立图像处理软件的雏形,但已足够放手去实现商业价值。兄弟俩为Display更换了一个足够“商业化”的名字—Photoshop。约翰开始到处为Photoshop寻找投资者。1980年代末期的硅谷是个颇不寂寞的地方,但包括SuperMac、Alcus甚至日后的“东家”Adobe在内都未曾给予它特殊的眷顾。直到一家扫描仪公司采用了这个软件。1988年初,大约200份0.87版本的Photoshop拷贝随着扫描仪捆绑出售。

  当时扫描仪几乎被看作是唯一适合Photoshop搭配的对象—只有图像被扫描才能被以数码形式存储到电脑里,这是那个时代的常识。但如果无法与更领先的软件公司合作,它便无法堂而皇之地进入更广泛的计算机市场。在1988年的一次演示中,Adobe的艺术总监Russell Brown终于被它打动了。紧接着,Adobe购买了Photoshop的发行权,并在1989年4月签署了正式合同—根据协议,兄弟俩在第一年可以得到25万美元的授权费。

  1990年2月,第一款被称作Adobe Photoshop的图像软件的1.0版本正式诞生,这便是Photoshop的生命起源。但是,对图像质量和美学拥有偏执爱好的托马斯和约翰与Adobe公司传统而严肃的软件开发者之间出现了牴牾:兄弟二人偏好一些花哨的插件程序设计,以期增加Photoshop的使用美感,但这些东西在当时被那些传统思路的软件设计者认为是一些并不需要的炫技和润饰,而并非特殊的功能。但这些插件还是被约翰偷偷地保存和隐藏在了Photoshop的程序中,并成为日后它日渐释放魅力的基础。

  很快,Photoshop有了第一个竞争对手ColorStudio。无论扫描仪公司Banrey Scan还是Adobe都曾在Photoshop和ColorStudio之间犹豫很久,但最终Photoshop胜出了。

  整体上看,Photoshop是一款更适合普罗大众简单实用的图像处理软件,而ColorStudio显得更加适合专业用户。两个方向似乎都没有错,但计算机桌面化浪潮的迅速兴起为Photoshop打击ColorStudio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Photoshop起初的版本都是为苹果电脑而开发的—苹果是图像和设计工作者的优选。而从1991年Photoshop2.0发布的时候开始,Adobe公司决定开发Photoshop的Windows版本。彼时英特尔和微软的“Wintel”联盟已开始主宰整个PC市场,而Photoshop转投Windows阵营也成为其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突变”行动。

  那真是一次无比正确的决策。微软蚕食周边公司创新能力的本性正日益暴露—等到1995年Windows 95发布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能独立存活的中小型软件公司了。谢天谢地,在Windows 95的大限之前,Photoshop已成为基于Windows的一款重要的独立图形处理软件,并通过Windows普及到众多普通用户当中并迅速开始蔓延,以至于微软再无机会开发出一款自己的图像处理软件来蚕食Photoshop业已形成的地位,且至今无法颠覆。

  在1992年支持Windows操作环境的Photoshop 2.5发布之后,几乎无人可以否认Photoshop已成为业内一款真正标准化的图像处理软件了。尽管Photoshop在Windows平台上的版本花了更长时间才赶上另一个竞争对手PhotoStyler,但其行业地位几乎已经无可争议。它甚至引发了印刷业和出版业的革命—任何一部排版精美的图书或杂志封面,从那时起都挥不去Photoshop的影子。

  这时Adobe显然增大了对Photoshop的预期:先是将1994年发布的Photoshop 3.0版本界面与Adobe的其它产品统一化,并对程序使用流程略作调整;1995年,Adobe终于以3450万美元的价格完全买下Photoshop—只有到了这一天,Photoshop才能被真正地称为Adobe Photoshop。

  此后的Adobe Photoshop在商业上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平稳而持续的发展时期(技术上仍在大跨步进步),却不期而遇了1990年代末工业影像向数码影像过渡的浩荡潮流。在人们纷纷将胶卷相机丢弃在一旁,抄起数码相机将图片发送到电脑上的时候,为影像而生的Photoshop又要做出选择了。

  Adobe并未迅速地抓住这个潮流:当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数码相机的时候,Photoshop处理的图片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扫描仪,而与数码相机没有关系。可它很快感到了威胁—市场上已经有专供处理数码相片的软件公司出现,比如在当时昙花一现的Phase One(Capture One)。

  直到2002年3月发布的Photoshop 7.0才终于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它适时增加了Healing Brush等图片修改工具,还有一些基本的数码相机功能如EXIF数据和文件浏览器等。Photoshop总算不太迟地与变幻莫测的数字时代保持了同步。但这样的被动和局部修改显然不足以超越人们对数码时代的图片想象。它必须酝酿一次更重大的改变。

  英雄并没有让人们失望。托马斯·诺尔再度出山担纲开发工作,惊喜再度出现。2003年9月,Adobe发布Photoshop新版本—不再延续原来的称谓被叫做Photoshop 8.0,而是改称为Photoshop Creative Suite,即Photoshop CS。它与Adobe其他的系列产品组合成一个创作套装软件,使Adobe的Photoshop、Flash和网页开发等产品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必须得承认,Photo CS是一款“完全革命”的产品—它不仅为数码时代而生,更为一个智能和互联网的图像时代而生。它增加了更多为摄影师服务的功能和特性,比如Camera Raw转换滤镜、16位色深以及调整图层支持等等;更多新功能为数码相机而开发,如智能调节不同地区亮度、镜头崎变修正、镜头模糊滤镜等。这一切都使创建美妙的图像成为可能,既可以高质量地再现真实,又能够精美地演绎合成图像和效果。

  Photoshop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可收拾”的阶段。在完全拥抱了数码潮流之后,它的下一步是智能化—2008年发布的Photoshop CS3正好诠释了这一点:它支持20多个窗口停靠、比旧版占用更少面积的工具栏、从多张照片自动生成全景图、灵活的黑白转换、更易调节的边缘选择工具、智能滤镜、改进的消失点特性、32位HDR图像自动生成工具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了支持3D功能的扩展版。

  2009年发布的Photoshop CS4再次将智能化提升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程度。甚至,只要注册了在线版的Photoshop Express,你就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编辑修改你的图片,使之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当你在互联网上操作裁切(corp)、橡皮擦(eraser)、模糊(blur)、加亮(dodge)和加深(burn)等指令的时候,你所编辑的甚至并不是一张图片,而是一个正在被改变的世界。

  2009年底,当大明星Demi Moore(黛米·摩尔)出现在“W”杂志封面上,甚至连最忠诚的粉丝们都很难认出她—她看起来太年轻性感了。虽然20年来我们已经熟知这一点:时尚杂志上所有美丽的脸和大腿都是“修过图”的,可是—一个连黛米·摩尔都需要靠PS来撑场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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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一个动画公司老板的肖像

  文|CBN记者 赵慧

  谢台春几乎已经死过一次。

  1992年,他抱着五箱退修(因质量未达到客户要求被退回修正)的日本片画稿在台北绝望地挤火车。他垮着肩膀,面容消瘦,面临崩溃。原先他坐飞机还有些担心安全,但那时他已经无所谓。他去求王中元买下鸿鹰,王派人去苏州考察了三次,从此不提此事。

  “没有买来的必要。”王中元说。在王中元看来,那时鸿鹰没有多少创造性,对宏广并不会有太大帮助。“对我而言就只是多了个加工的地方,这随时都可以训练。”

  王中元,那是他曾经的老板,当年王花了两万多元从日本东映公司挖回谢,让他在宏广做原画师。

  在那个台湾动画代工迈向成熟的年月里,宏广成为1980年代初期世界最大的动画加工公司。由于惊人的产量以及制作效率,宏广被好莱坞称为“魔术的宏广”(Magic Cuckoos Nest)。

  谢台春是个心思活络的人。在宏广做原画时,他拟定计划目标步步为营,三年赚得100万元。职场颇为得意,可看到有同事出去自己开了工作室,收入比自己高上好几倍,他又羡慕这种能耐,根本在宏广待不住。他也看不惯那些西装领带一丝不苟、乖巧的宏广管理层,“做我们这行,打扮得花痴、有创意,才是有点子的。”1986年,31岁的谢台春和王中元达成协议,自行创立鸿鹰动画,他终于独当一面。

  那份协议有一条是,鸿鹰三年半必须只能接宏广的生意—王中元对这些原画们也是头痛得很,他以此为条件推走了好几个人,在宏广外围建立这种卫星公司性质的工作室,然后让这些工作室制约小工作室、从中挖人而不影响宏广。宏广有足够的订单。台湾动画加工市场75%的份额都归宏广,汉纳芭芭拉、迪士尼、华纳、DIC Entertainment都是它的大客户。

  这种附属型的关系几乎没可能被工作室们打破。一家工作室开始试探去接DIC的片,DIC立刻受到王中元的关照,DIC一年要发给宏广100多集动画,他们根本不敢尝试这个缺口,转身就和那家工作室停了合作。工作室们大多转去接低价的日本片。

  可是谢台春竟然做大了,第一年他赚了接近100万,工作室招了有110人。

  谢台春的膨胀引起王中元的警觉,第二年由于宏广压片,谢台春亏了70多万元。等到迫不及待熬过这纸合约年限,谢台春开始和华纳私下接触,但做完一集《蝙蝠侠》之后也被立刻叫停—华纳持有宏广的股份,两家公司关系密切。

  但在王中元看来,他的初衷是群居效应。宏广当时最大的对手是韩国,他认为这个行业既不能太集中也不能太分散。只不过从结果来看,这是个失败的点子。“当时内地开放了,他们都跑内地去了。”

  恩怨难了。谢台春三四年间盈亏也只是打平。1992年,苏州鸿鹰成立。谢台春自称被迫去内地淘金,除了低廉劳动力的诱惑,另一个优势也有很大吸引力:内地刚开放不久,台湾公司可以从海外直接接单。谢台春向台北公司的原画们承诺,只有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动画和着色两部分放到苏州。而事实上,公司的生意已经逐渐向苏州转移,苏州鸿鹰开始对外接片,然后再按类发给台北、苏州公司制作。

  谢台春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接日本片,汇率不断在跌,原画们画得越多他反而亏得越多,可接下的工作又不得不画下去。谢台春小心翼翼地去见日本客户,背挺得笔直,不敢靠在椅背上。

  没多久,他完全停掉了台北的生意,只留了少量工作人员,台湾员工编入苏州公司,鸿鹰膨胀到110人。谢台春很强势地给台北公司员工下了指令:“你们要么去苏州,要么就到别家公司去。”

  从此他们转战内地。一直到今天,谢台春再也离不开内地市场。

  1994年,苏州。

  谢台春得到消息,美国迪士尼公司有一个访问团将来苏州参观,他决定不管怎样,要给自己公司争取45分钟时间,并且,要演一出好戏给他们看。

  谢台春把45分钟时间全部用来带着他们参观自己的公司,最后把人领到一间会议室。迪士尼的人没寒暄几句就要走,他拖着翻译再要了3分钟。那个领头的美国人坐回去疑惑地看着他。演员谢台春开始背书:“我从小看迪士尼卡通长大,迪士尼在天上看着我的公司成长,我总有一天要做迪士尼卡通!”他越说越激动,最后还配合了一个向上高举的手势。

  他当时负债150万元,天天想自杀。

  三个月后,迪士尼发来了《夜行神龙》(Gargoyles)两集订单。鸿鹰成为内地第一家不经过日本代理直接向美国迪士尼接片的动画公司。谢台春对外说,这些片子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是谢台春走出低谷的时刻。很快,他先是接到美国一个新开通的卡通频道—尼克卡通(Nick elodeon)发来的创业片《巴士也疯狂》(Hey Arnold),接下来又从最大的竞争对手台湾宏广手里拉来了大客户DIC。

  谢台春紧跟着去美国活动人事、参加代工考试。他非常在意打通上上下下各层关系,大小人物都会赠送纪念品。回国后,他手中共有3家A级片公司客户。动画片制作按照张数多少、价格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ABC三个等级。谢台春创业前待过的公司—台湾宏广动画只做A级片,谢台春觉得自己从此有了跟宏广竞争的平台。当然,A级片的丰厚报酬也令他心花怒放。

  一般而言,迪士尼、华纳、Cartoon Network这些公司的片子发到鸿鹰或者宏广,主要是从构图到摄影的中期制作,制作费10万美元一集(22分钟),最高甚至冲到过22万美元。

  苏州鸿鹰做的这集《夜行神龙》退修率比宏广低,美国人沸腾了,互相打听“Bobby(谢台春的英文名)是谁”?

  可惜,谢台春抓不住自己的运气,紧接着这场兴奋就被浇了冷水。

  “导演跑了!”一个员工气喘吁吁跑来喊。刚做好前期整理工作,导演跳槽了。第二集只能临时发到台湾专门请导演制作,由于标准控制不严,最终被迪士尼退修接近三分之二。

  但那年的订单数仍然几近疯狂。谢台春不知所措,制度、管理全乱了套,虽然这一年他赚了1500万元人民币,可《巴士也疯狂》他又做砸了,第二年他只赚到六七百万元。

  A级片从此和谢台春甚少交集。“我谢台春不是个A级片俱乐部。”他承认。

  鸿鹰狂赚的消息传回台湾,宏广动画来年也在苏州开了公司。原先宏广在内地的生意主要放在珠海,那里开放得更早,也便于和港澳联系。宏广的人才资源建在台北,苏州公司主要接欧洲片代工。

  整个1990年代,是中国动画加工业的黄金十年。鸿鹰正处在五年黄金期。宏广也在那几年逐渐步入顶峰。谢台春拼命接片,做不完的就发到朝鲜、柬埔寨、越南……2001年,谢台春接了172集动画片,一个月最高纪录做了32部22分钟的片子。

  谢台春把两个新东西带到了内地:全电脑制作以及低报价的订单。这两个东西最终几乎成了全部内地动画公司的共同特征,鸿鹰也借此成为内地规模和产能最大的动画制作公司。到2006年,鸿鹰已经拥有800多名员工,在台北、苏州、上海和美国洛杉矶都设有分公司。

  可是,鸿鹰能把规模做到与美国皮克斯公司(Pixar)相当,利润与皮克斯相比却只能叫做可怜。更关键的是,已经是大公司的鸿鹰每到关键时刻还是掉链子。谢台春拒绝说自己后悔,他说他只是“遗憾”:“谁不想争面子?每次有机会就垮掉。当时我就觉得,要做,否则客户就不来。其实事情不是这样。”

  第一次掉链子,监工的外国人站在看片机前面,摊着两只巨大的手掌凸着眼睛向谢台春咆哮:“Why?!”而员工的答复更是理直气壮:“我尽力了,我能怎样!”

  在谢台春眼中,苏州鸿鹰的动画师已经足够懒散,动画师会和原画顶嘴说,我们从来不看动画片。而老对手宏广的职业性要好得多。在宏广,动画、原画不仅看片,还会抄片—以前没有DVD,看录像带,原画就拿一把尺停格在画面上抄构图学画。

  谢台春对这种懒散束手无策。“我真是受够了,当个老板要给员工点头哈腰,但是做卡通就是这个样子,”他抱怨,“程度好的人走路都很‘拽’,都带风的。”他用来安慰自己的逻辑是,有100分能力的人不好好干就只有50分,60分能力的人努力一下可以达到70分。他更愿意用努力做到70分的人,因为客户觉得70分就够了。如果做到80分客户会要求90分,而且价钱不给高。“所以可以就好。”

  他先后培养过四批人才。2000年、2005年有两批人大规模离开。“问题在我身上,我没有好好让这些管理层得到训练。我们鸿鹰正是接到高级片子、A级片来做的时候,人却散掉了,我集不起人来做,所以就导致我一直做B级和C级。”第一批人没有达到与谢台春的约定而离职,第二批人离开正赶上小工作室兴起。

  原画师唐绚在鸿鹰把重心由台湾迁往苏州时选择留在台北,他去了宏广。由于不是宏广自己培养的原画,他的薪水第一年打七折,第二年八折,第三年九折,第四年才能全价。“那时台湾除了鸿鹰就是宏广,没什么好公司了。”他回忆说。有一天他吃完饭看到宏广的老板王中元,王中元看着他,慢慢说道:“我听你们谢老板说,他把鸿鹰最好的人通通弄到苏州去了,把你们这些垃圾丢来宏广?”

  唐绚进宏广编号2260号,他在宏广的第一部片子是一部英语音乐片。和那些零零几编号的老资格原画们相比,他更愿意直接和美方工作人员多沟通。王中元没多久又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我本来以为我捡到的是垃圾,没想到我挖到一个宝。”

  这根本不是什么玩笑。即使唐绚在入行初期就画过日本《机动战士高达》动画,那又如何?当时的台湾动画界到处是人才。“我能说我自己是垃圾吗?或者顶回去说我不是?”唐绚留下了,战场却已经从台北转移到内地。

  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了原画的薪水。虽然老板们赚的钱没少,原画们已经默默打起了算盘。1998年,在宏广画A级片的收入还不如到外面接B级片,宏广对质量的要求把关非常严,原画没有松懈的机会。唐绚的儿子刚刚出生,他接受鸿鹰的开价,同意回鸿鹰工作。2001年4月他最终还是到了苏州。

  苏州鸿鹰荡漾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吸烟室里,大家按照不同的口音分别聊天。唐绚到苏州的第一天,就成了一场人事纷争的替罪羊,“第一天我就成了全民公敌。”作为动画导演,他接了一部法国片,却很不满法国监工和助理把他隔开商量事情。而法方又因不满意片子质量,气冲冲地撤销了订单。谢台春当时人在台湾,把公司交给妹妹照管,听说撤单一事后激动地冲唐绚喊:“你影响了我鸿鹰2亿的生意!”唐绚转了一圈,又被放回台湾,结束了5个月的苏州生活。

  “谢台春他完全不知道这边是怎么回事!”唐绚回忆说。此时台湾公司大多都来内地发展,台湾?他已经回不去了。他把家搬来上海,从此辗转于内地不同公司、工作室。

  鸿鹰也是最早尝试从日本、韩国引进高端动漫人才的公司之一,许多导演因为谢台春的邀请来到内地,并最终像唐绚一样留在内地,成为许多内地动漫公司的主力。可是,谢台春自己没留住这些人,他曾经开出高薪从韩国找来动画导演来鸿鹰工作,却又渐渐觉得他们薪水过高,减薪两次之后,在合同到期时结束了和他们的合作。

  鸿鹰第二次做崩,还是片子质量不够要求。这还是老客户叮嘱之后的结果,对方后来故意打电话拖长了声音气谢台春:“我现在有5个片子,通—通—给韩国!”

  此后谢台春出去接单都心有余悸,有一次为了拿到案子,他战战兢兢地一边揣测一边给人点烟,连点了三次火。

  黄金时代结束了。

  2002年之后,数字电视逐渐出现,代工价格降低,小电视台纷纷跳出来发片,但它们常常无法支付高昂的费用。传统渠道发过来的案子一直在减少,电影、游戏正占用观众越来越多的时间。加工价格直线往下掉。“以前美国片一集做中期从构图到摄影要10万美元,现在6万—以前要是6万我们都不想理他,现在要说谢谢。”

  鸿鹰在2002年只收到美国老客户DIC动画公司的几个录影带长片,光这一家公司就少了100多集片子,它不得不接日本的航班片应急。那些航班片由于只做动画部分,周期短至几天,一般都是现款结算。宏广的情况不比鸿鹰好到哪里,但是它仍然坚持不做航班片。公司里流传王中元的一句话—宏广是一个百货公司,其他公司出的都是地摊货。

  环境越来越差,整个行业都不景气。2001年,鸿鹰和宏广去抢做中央电视台的片子《哪吒传奇》。央视公开招标时,鸿鹰为制作样片关厂三天三夜,所有员工一律不得离厂关在厂里赶工。那时央视的价格比欧美片高,原画做央视片子拿到的薪水是欧美片的2倍。

  由于片子年龄层提高,谢台春找来日本动画人帮忙做人物设计、导演,其中包括以制作《银河铁道999》闻名的新井丰,这个对工作极端认真、上飞机前几小时还趴在桌子前画画的日本大叔到中国和谢台春的团队一起工作,很容易就出现了分歧。在制作会议上,鸿鹰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做动画需要专门找时间沟通。新井带来的那套日本规矩完全行不通,所有人各做各的。各自为政的后果是每一卡(cut,一组分镜头)都要他来修。连谢台春都知道,《象棋王》剧组的导演每天都在一边恨恨地咬牙叹气一边修图,“累得像头牛。”一个日本片商评价该片是“30年前的日本卡通水平”。

  新井丰记得自己年轻时看到偶像林太郎(《银河铁道999》电影版导演)的样子,“他浑身散发着像小宇宙一样的光芒。”在这个对动画缺乏感动的国家,定居上海的新井丰已经放弃自己做片,转而打算做新人培训工作。他偶尔会接日本的工作维持生活。

  “我只能说,日本是个异常的国家,做动画的人爱这个行业,我们尊重那些御宅族(喜欢蹲在家里,沉浸在动漫世界的一群人)的精神,”新井丰说,“但是中国,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下,大家不是为了做好片子,而是用动画的名义圈钱。”

  由于黄金时段禁播国外动画片,中国每年有两三万分钟的动画时段缺口,国产片很难填满。为鼓励动画制作,动画公司如果制作原创动画在电视台播出即可获得政府补助。

  电视台希望片子从上百集开始谈,这笔补助成为各大动画公司争夺的焦点—由于动画公司缺乏市场营销经验,这甚至可能是片子的唯一收入。为了生存,动画公司纷纷节省成本,制作质量不高的动画。现在一分钟国产原创动画报价仅1000元左右,按照动画公司们之前国际代工的标准,这个价格连做成本最低廉的flash都不够。

  这时候谢台春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眼光,引领了内地动画的风潮—原创。2005年,鸿鹰抛出了两个企划案—《象棋王》,以及《饮茶功夫学园》。

  这两个案子都是由谢台春的手下各自运作。《象棋王》制片人詹明宪是谢台春妹妹的儿子,日后谢台春给了他3%的公司股权。詹谢二人在这部动画的定位上分歧很大,詹坚持用慢节奏做给小朋友看,谢则想把观众年龄层提高,做对战类动画。

  谢台春赢得了这场争论,却输掉了整个片子。

  让谢台春更加耿耿于怀的是,《象棋王》根本就没有做前期商业运作,这直接让他丧失了赚钱的机会。他没有找玩具商谈置入营销,剧中主角们胳膊上的玩具也没有想过商品化,只有图书音像走在正统的开发之路上。

  “我不是个商人。”没错,他在动画产业之外的所有投资都糟糕得一塌糊涂,47万美元买的房产在四五年前卖出只拿回27万美元。

  另一班人马同时制作的《饮茶功夫学园》显得更加成熟一些,谢台春更看好它的后续商业潜力。

  “代工赚眼前的钱,原创赚以后的钱,但是能否活过今天,不晓得。”他曾经如此感慨,但没想到自己曾经期盼的公司收购一事很快成真,而他和王中元,又被推上了不同的道路。

  谢台春想卖掉公司。

  谢台春和盛大的陈天桥有交情。陈天桥推出网络游戏的第二年给谢台春打了个电话,他用了很有技巧的问法:“公司让不让?”

  软银亚洲投资人阎焱和陈天桥夫妇、谢台春,还有谢的一个业务代表坐到一张硕大的会议桌前,气氛肃杀得可怕。谢台春根本看不懂那些演示英文在讲什么。

  一切都按部就班。临走之前,阎焱问了一句,你们公司现在业务状况怎么样?谢台春的业务代表接话说:“我们现在以工代资。”—鸿鹰当时同意用较低价格接受工作,若动画产生利润双方按比例分成。谢台春急红了脸,在桌子下面奋力伸腿想踢业务代表提醒他,但是踢了几下都没踢到。陈天桥原先帮谢台春已经在阎焱面前说过不少好话,一时也愣住了。几天后陈天桥在办公室里坐在高高的沙发上,劈头盖脸对谢二人就是一顿骂。

  生意吹了。

  宏广在那时正值巅峰,年收入2000万美元。宏广董事长王中元离“亚洲迪士尼”之梦只差一步。王中元上下奔走,找国外的发行团队筹划动画长片,或者借国际资源和渠道培养台湾和内地原创市场。

  20亿新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5亿元),这是他打算融到的资产总额,上市也在他计划之内。“有些像盖大厦,政府如果加一下,就成101大楼(台北第一高楼)了。”他对儿子王先雷描述自己的愿想。

  可是,支出太多影响了宏广的战略布局,不久就传来以房抵债的消息,台湾宏广缩编至40多人,租用一层民居办公。苏州宏广和台湾宏广财务分开核算。

  “我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王先雷说,王中元从此不愿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投入资源和关系,“他更谨慎了。”

  宏广的生意愈发不好做。这位建立了整个亚洲动画代工体系、制度和计价方式的老板彻底摔了个跟头,和国外电视台的合拍片计划也接连受挫。

  但是他仍然不愿改变公司的产业化方向,即使公司内部吵翻了天。

  就在王中元终于离开台湾将重心转向内地时,谢台春突然卖掉了公司。

  对方是香港漫画教父、《小流氓》和《醉拳》的作者黄玉郎。这位娱乐游戏产品公司玉皇朝的创始人于2007年5月以4080万元收购了谢台春鸿鹰系列公司—苏州鸿扬51%及南京鸿鹰、上海三鼎100%的股权,同时收走的还有谢台春的两部原创动画。谢和黄玉郎约定两年内要将公司营业额至少保持在每年800万元。

  一切就像一场在混乱中突然中止的盛宴,舞台上的人顷刻间换了角色。两年过去,黄玉郎离开玉皇朝自组工作室,谢台春没有公司没有利润,却还是拿到了3个A级片公司的订单,还有世博海宝动画的制作权。

  他做了两年职业经理人,赚到的钱都进不了自己的腰包—为了达到合同要求,营收全部充进了公司营业额账户。“我要把公司买回来!”他一边点头一边挥舞着胳膊,两年间他为公司赚的钱几乎是合同要求的两倍,“我卖的时候是想把公司做大,因为我不懂市场,想借用它们的市场地位,但是现在看来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

  《象棋王》卖给黄玉郎价格1700万元,计划分10年回本。两年间每年回本100万元,和合同要求相差的70万元靠加工补全。“你十年回不了本。”一个会计师向谢台春估算,他建议减值900万元。“我的成本1600万,减值等于我要倒赔他500万。”谢台春觉得太不划算,他要自己重新开公司。

  2010年1月,他和黄玉郎谈妥即将收回鸿扬股权。二十多年过去,他的创业激情一点都没有被消磨。他总相信,谢台春的名字就是招牌。“前景大好。”他笑了起来。即使这时玉皇朝在南京控股的公司在谢的运作下已经只剩20多人。

  王中元曾经对手下的干部说,“谢台春是只打不死的蟑螂。”这句话传到谢台春耳朵里,谢一直记得。

  “贪婪。舍不得。”

  “我以前想,我这一生有500万元人民币就够了。后来我也想过2.5亿元退休,都是在变的。但是现在……这两三年来我觉得若不是那些错过,我一生应该是五六个亿。”

  “我对天发誓,我不是商人。我有点商业化的味道,但我没有商业化的本事。否则我会超越我现在太多。”谢台春说。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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