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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认为，上述问题要有大的改进，乃至整张报纸要有新的突破，要上新台阶，首先要在指导思想、观念上有大的更新:
一、重新认识本报。首先要破除创刊以来所形成的“周末报就是日报的附属，是在内容上对日报的补充”这个框框；不应满足于仅是一张供消遣的文化娱乐报纸。本报创刊已8年多，实际上已是一张渐有全国影响的独立的报纸，应向全国性、综合性大型周报的方向发展。何况，随着南方日报明年扩为8版，内容倍增，本报更不应也无须再担负对日报的补充的任务。破除这个框框，有利于跳出文化娱乐报的圈子，有利于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拓展题材领域。
二、要进一步更新“周末”的观念。现代人尤其是广东人已是“天天是周末，天天无周末”;周末不再只是消遣和娱乐，不只是关心我们谓之“软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日益积极参与社会，投身现实，关心国事、改革，关注经济、政情……他们关心这些，我们就应当告诉他们这些，而不应过多强调或争论某一篇文章的雅和俗、“软”和“硬”,力避因此形成框套……
三、要更新可读性的观念。有可读性的东西不仅是“雅、美、软”的东西，不仅是台前幕后的东西，还应包括人所关心的、大多数人欲知而未知的东西。新闻性本身，往往也是一种可读性。
……总之，在办报指导思想上，我们“在强调周末特色的同时，要注意和社会性(社会题材)结合起来；在强调可读性的同时，要注意和新闻性结合起来；在坚持娱乐性的同时，要注意和(对现实的)参与意识结合进来”。
今天来看这些意见，也许不怎么样，但在1992年9月，在《南方周末》原来那样侧重于文化娱乐和知识性、趣味性，报纸的副刊化、杂志化现象过于明显的基础上，这些意见对指导当时及至影响后来的报纸改革，都是很有针对性和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鼎湖会议提出的“要强化新闻性”，“要更新可读性的观念”,“新闻性本身，也是一种可读性”这一系列主张，包括对《南方周末》以增强新闻性作为报纸改革的一个方向和重点这一问题上，在开始一个时期内，是受到否定和批评的。例如，当我在周会上汇报鼎湖会议情况时，南方日报分管领导几次不客气地打断我的汇报。特别是当我讲到“应当更新可读性的观念。新闻性本身,也是一种可读性”时,他更生气了:“什么新闻性也是可读性！你那些新闻性拿到日报去！十四大召开有没有新闻性？你南方周末要不要登？”这种意见当场得到了主编的附和。包括在这之前半年左右，我提出要创办经济版，主编说：“你们等我退休以后再办吧！”理由是经济题材“太硬”，不适合于周末报。日报的分管领导也说：“我知道，你们是想去搞钱。”
今天我讲这些，只是陈述当时的一种事实，是想说明《南方周末》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在发展的“轨迹”中，内部也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碰撞、争论、探讨和修正，甚至失误，这才是真实的《南方周末》；反之，如果把《南方周末》描绘成“先知先觉”，从一开始就靠着某一种指导思想，就足以让《南方周末》长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了，那就不是真实的《南方周末》。在现实中，某一种后来被证实正确的主张在开始时遇到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需要一个让人逐渐认识和理解、接受的过程；何况当时的主编和南方日报分管领导都是长期搞文艺副刊出身的，《南方周末》本来又是一张文化娱乐报纸，靠的就是文化娱乐起家，加上第一次扩版后发行量也一直上升，尚属“形势大好”，所以在当时那种背景下，《南方周末》要接受“增强新闻性”、“要更新可读性的观念”、“新闻性本身，也是一种可读性”这一系列观点，真的还需要时间和过程。
但是，《南方周末》的诸多年轻的业务骨干如徐列（后来又从南方日报文艺部调回周末任一版责任编辑、94年底任副主编）、朱德付、谭军波、陈朝华、沈颢、谭庭浩和美编张向春等人，包括93年7月调到《南方周末》任副主编的陈志红，在“增强新闻性”这一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非常一致。他们在具体的采编业务中，用有声的倡议和无声的行动，坚持把“增强新闻性”这一理念不断地付诸文字，见诸报端，逐渐给报纸带来了新意，增添了勃勃生气。特别是从93年起，根据我的提议，我们在每周五的周会之外，还在每周四，举行一次业务例会，由我主持，专门研究、组织、策划重点报道，包括研究别人的报纸；除《医药卫生》、《家庭生活》和《芳草地》版之外，其他版的编辑和机动记者组的记者，都必须在这个会上汇报线索，报选题，包括研究、策划选题，确定选题后当场分工到人，限期落实稿件。
业务例会的建立，对推动《南方周末》以增强新闻性为突破口的报纸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大约从1993年夏天开始，《南方周末》不时有一些重大新闻报道所造成的新闻“冲击波”和轰动效应，让我们尝到了甜头。这才在内部逐渐统一了对“周末报同样要增强新闻性”的认识，新闻性才在《南方周末》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94年春节后，根据我的提议，在深圳迎宾馆召开了《南方周末》1994年工作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正式明确了《南方周末》要进一步强化新闻性。从此后，主编和南方日报分管领导也越来越重视新闻性了，连审稿的口语都有所改变，他们过去常用的口吻是“这一篇东西太硬了，要软一点”，后来经常变成“这篇稿子，新闻性还不够强”了。
因此，鼎湖会议明确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大家在会上包括后来陆续提出的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得以逐步落实到了报纸改革、采编业务和经营管理中，特别是一版，有着明显的变化。而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就是开始时也遭到反对的《经济与人》版，终于取代《文海撷英》版，于92年12月11日正式刊出。经济版的创办，对淡化《南方周末》的文化娱乐性质，强化《南方周末》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参与功能，对推动《南方周末》后来的报纸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和示范的作用。
到了1994年5月，在《南方周末》为庆祝创刊10周年而主办的“全国十家周末报、周末版报纸改革研讨会”上，与会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副司长，以及全国各地同行，对《南方周末》在增强新闻性方面先走一步，率先以增强新闻性为突破口所进行的报纸改革给予较高的评价，而且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会议共识:“把增强新闻性作为周末报(版)报纸改革、再上新台阶的主要突破口”。
因此可以说，早在1992年秋，《南方周末》就已明确提出并在争议声中，一直坚持努力实践关于增强新闻性的一系列主张，以及把它作为当时报纸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所进行的尝试和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包括《经济与人》版的创办），在《南方周末》的办报实践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对周末报的办报观念的更新、内部舆论准备、锻炼采编队伍、积累经验、接受市场检验等各个方面，都为后来的第二次扩版（即扩16版），向着新闻性、综合性大型周报的转型和过渡，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一点，你不承认不行，就不是实事求是。
听说，后来周末有人说，《南方周末》的新闻性，是×××前几年来了之后才搞起来的。我96年在南方日报社当副总经理时，在报社一次周会上亲耳听到当时的《南方都市报》主编说：“现在全国的‘周末热’已经趋淡，但为什么南方周末现在还能‘热’？那是因为×××和××，早在94年就已经提出，南方周末要强化新闻性……”。这些，在了解真相的“老周末”听来，只会付之一笑就是了。这些只能是“野史”，算不得“轨迹”，因为不是事实。你们要了解真正的“轨迹”，就得实事求是。
以上所讲的，是第二阶段中的第一次扩版，以及第一次扩版之后未及一年，就以鼎湖会议为开端的、以增强新闻性为主要突破口的报纸改革。
现在来讲讲第二次扩版，即从对开8版扩为16版。
当时我的首选并不是马上进行第二次扩版，而是想创办一份《新闻周刊》。因为早在92年7月，我就向当时的主编提出了“一报一刊一公司”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南方周末不应满足于一张报纸的辉煌”，而应朝着“将来南方日报是大集团、南方周末应成为小集团”的方向发展。“一报”，就是《南方周末》；“一公司”，就是92年2月已成立的广东省南方实业发展公司，当时南方日报还任命我兼任了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一刊”，就是要创办一份《新闻周刊》。
94年9月我正式主持全面工作之后，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南方周末》的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创办《新闻周刊》，要么《南方周末》二次扩版。
当时我之所以首选创办《新闻周刊》，主要基于3个原因。一是想在《南方周末》之外，再办一份周刊，抢占周刊市场。因为我们当时预计未来的几年内中国会出现“周刊热”。这不是现在才说的，好象当时有多英明，筹办《新闻周刊》的全部方案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写的。二是为了实现我在92年7月就已向主编提出的“一报一刊一公司”的战略构想，让南方周末与《新闻周刊》成为中国报刊舞台上并开的“组妹花”。第三，今天可以坦白地讲了，《南方周末》虽然也是一份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但毕竟是前人栽的“树”，我总有“乘凉”之嫌。在我的性格里，更多的是开拓、创新，而不会甘于“守成”。因此，前人栽的“树”，铺的路，对我只应是一架天梯、一块基石，我应当努力建造由自己奠基的大厦。你把这理解为野心也好，事业心也好，但一个集体的事业，总是与其主要领导人的事业紧密相联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管你承不承认。
要创办新刊物，必须有刊号。早在94年3月初，为消除《袭警案》事件后的负面影响，修补和加强与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以及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的关系，我到北京开展“公关”活动，逐一拜会了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徐惟诚、龚心翰、徐心华、梁衡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建议：可以学广东企业兼并的办法，兼并别人的刊号来创办《新闻周刊》，并说这个思路是丁关根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回广州后，我向刘陶同志、日报分管领导和我的主编汇报过，他们都赞成这个思路。
因此，94年9月我正式主持工作后，便开始了积极兼并刊号的活动。根据日报分管领导的推荐，选中了中山大学的《历史大观园》杂志。至11月2日，与对方签署了转让合同，60万元转让费，外加12万元的“稿酬”。这件事情，主要是李益伦和我参与，他比较清楚。
在策划“兼并”刊号的同时，我还成立了3个小组，对创办周刊进行具体筹备。其中两个组，分别由陈志红、徐列牵头，分别对《新闻周刊》进行具体的栏目设计，以作比较；另一个小组由分管经营的副主编邝志强牵头，就周刊的广告、发行工作拿出实施方案。
94年11月4日，南方日报编委会讨论通过了我们的创刊方案，以及写给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申办报告。
然而，正要付诸实施时，南方日报总编辑刘陶同志把我找去，要我将其推后。理由是：当时南方日报正在向省委和北京争取《海外市场报》复刊和创办《南方都市报》的两个新刊号；如果我们在此时提出要创办周刊，容易影响上级对那两个正在争取之中的新刊号的批准。刘陶解释说：“新闻周刊不是说不办了，而是推后一点。坐在我这个位置，当然首先要考虑的是那两个报纸的刊号问题……饭总要一口一口的吃……”
于是，给省里的报告我们没有送出,申办《新闻周刊》只好搁置，这大约是94年底的事情。到了95年3月，我不愿再坐等刊号而错失良机，便于当月中旬，正式提出了从1996年1月起，由对开8版扩为16版的计划，并明确提出扩版的具体目标是：扩版一倍，报价提高一倍，经济效益增加一倍。
当时，由于全国经济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方面，许多企业不景气，收缩广告投入；另一方面，新闻纸价格飞涨，办报成本急增，以致全国绝大部分报纸的广告量、发行量都在大幅度下跌。因之我在此时提出这样的扩版计划和目标，从一开始时就在内部招致了许多担心、疑虑和反对。
开始时，我的前任主编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虽已退休，但在扩版这样的大事上，我仍然第一个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全国报纸都在跌，此时大幅度扩版风险太大。一段时间后，见说服不了我，他又说，如果实在要扩，也只能扩为12版，这样风险要小很多。日报分管领导对要不要扩版，在刚开始时也是心存疑虑，拿不定主意。
但我坚持认为：别人进你也进，别人退你也退，是无所作为的庸人之举，一切决策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当时《南方周末》的实际情况是：94年9月我主持工作后，立即召开编委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大抓第四季度和次年第一季度的广告、发行。结果，从10月份开始，发行量直线上升，从在这之前一直徘徊了数月之久的75万多份，上升到次年6月的95万多份，3个季度增加了20万份。同时，广告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势，春节期间在广州印点连续出了5期彩色报纸。而且从当时《南方周末》整体上讲，第一次扩版后的这两三年来，虽然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已显露出“不进即退”的市场危机，但另一方面，《南方周末》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更重要是，在《南方周末》的作者队伍中，团聚着一批当代中国新闻、文化界的精英或优秀分子，他们在稿源上对《南方周末》的支持，以及上百万读者的厚爱，使《南方周末》的事业在总体上仍然是快速向前发展的。
鉴此，我在报社内部多次游说：在多数人退缩的时候，你敢于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优势，主动出击，很可能正是成功的开始，全世界各行各业都不乏这样成功的典范，我还举了香港几个大富商当年的例子。同时，又组织力量，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扩16版的计划，做了比较详尽的市场调查、咨询、可行性研究和具体的初步方案设计。在扩版的方案设计中，增加了《新闻》、《社情》、《时尚》、《国际经济》、《体育》和《摄影与漫画》等专版。
对二次扩版的指导思想，我们是这样明确提出的：要做到“既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要通过二次扩版，进一步增强新闻性，加大服务性，强化信息量，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基本实现从文化娱乐报向着新闻性、综合性大型周报的转型和过渡。
所幸的是，我提出的扩16版的主张，得到了当时我的四位副主编陈志红、徐列、邝志强、李益伦，以及编委朱德付、谭军波，还有沈颢、谭庭浩、陈朝华、张向春等一批青年业务骨干的支持，特别是南方日报领导层给予了有力的支持。95年6月12日，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两级编委会召开联席会议，专门研究南方周末扩16版的问题。会上，我代表《南方周末》编委会，就扩16版的具体方案，以及为什么要扩版？扩版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和对策等等，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之后，经过讨论，终于通过了我们的扩版计划。南方日报总编辑刘陶对此高度评价，说:“在别人大幅度收缩的时候，周末敢于提出扩16版，这就是一种气魄！这并不是你游雁凌个人好大喜功，而是南方周末实力的一种体现!”
此后一个月，《南方周末》进入了二次扩版的全面筹备工作。包括争取上级部门批准扩版计划，召开全国印点、发行工作会议，解决各分印点的卫星传版。对内部，酝酿新一轮的机构调整，调兵遣将，筛选招聘各种人员。设立上海记者站。同时在北京、广州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征求对扩版方案的意见。并开展北京、广东、华东的广告市场调查，筹备广告工作会议。……
就在这时，7月13日，我因病回深圳住院了。尔后一个多月中，躺在病榻上靠“大哥大”指挥与协调工作。扩16版的后期筹备工作，南方日报分管领导认为，在我的4位副主编中，交给谁都不合适，他决定交给我那位早已退休的前任主编回来主持。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二次扩版完全取得了预期的成功。扩版前95年的平均期发行量是92万多份，当年利润938万元；96年1月起扩16版后，报价提高了一倍，但当年平均期发行量仍达82万多份，实现利润1706万元。尔后，97、98年，分别实现利润2014万元、2555万元。这些，完全实现了扩版前我提出的“扩版一倍，报价提高一倍，经济效益提高一倍”的目标。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有赖于南方日报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南方周末》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以上，就是在《南方周末》20年办报实践中“第二阶段”的基本轨迹。总的来讲，这一阶段是《南方周末》的迅速起飞期，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思考、探索和转型、过渡的时期；而这一切，是通过两次成功的扩版来完成和体现的，如果没有这两次扩版，就不可能有《南方周末》那几年间和后来的迅速发展。在这两次扩版中，第二次扩版真正是“想别人不敢想、为别人不敢为”。
第三阶段，是从99年1月（即由16版扩为20版）直至现在。这时我早已离开周末，自然没有发言权了。
以上，我对《南方周末》20年办报实践的“轨迹”，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我认为是客观的，适当的。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大家讨论嘛。
讲完办报，该讲讲广告、发行等经营方面的“轨迹”了。
在广告的经营方面，同样可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91年12月（即第一次扩版）之前。前面讲了，那时候《南方周末》的广告、发行和财务都是南方日报的相关部门代理的，《南方周末》10来个的人只管办报，这一阶段《南方周末》在经营方面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阶段是92年1月第一次扩8版后，《南方周末》自己负责广告、发行了，但经营的思路、模式、手法完全是日报传统的那一套，至95年10月以前，原来平均每期8条10公分通栏的广告，也经常是“找一餐才有一餐”。
第三阶段，是96年1月扩16版以后。前面讲过，在95年筹备扩16版时，我们提的目标是“扩版一倍，报价提高一倍，经济效益提高一倍”。当时新闻纸价格上涨，办报成本提高，发行量越大报纸本身反而越亏。因此，扩版一倍后，“经济效益提高一倍”就得完全靠广告了，完全可以说，扩16版后广告经营的成败，决定着扩版的成败；但如果仍按原来那一套来搞广告经营，二次扩版必败无疑。而当时，对96年扩16版后广告到底应该怎么搞，大家心中都没数。
但我是主编，心中不能没数。95年7月28日至30日，我抱病主持了在深圳迎宾馆召开的《南方周末》1996年广告工作会议（徐列请假，谭军波留守北京，两人没有参加会议）。
会前，我躺在医院的病榻上，花了7天7夜时间，起草了《南方周末明年广告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分为“总目标、总的指导思想、经营区域的划分及任务指标的分配、给予各部门的有关政策、内部运作及管理”等5个部分。
总的指导思想是：96年的广告工作，必须改变经营观念，打破目前这种基本上吃大锅饭的状况；把全年的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广告工作的各个部门（直至个人）；建立以量化管理为核心的部门经理负责制，在合理、可能的前提下实行放权、让利。特别是要推行奖罚制度，把各部门经营的好坏与其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要改善并加强广告公司的内部管理，使内部运作规范、合理、严谨、高效，以确保明年广告任务的完成。
在“经营区域的划分及任务指标的分配”中，把《南方周末》96年的广告工作格局，划分为华南、华北、华东及东南沿海（由上海记者站和方舟广告公司拓展部分别经营）等“三国四方”，实行“板块经营”；并根据“各方”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任务指标。
在“给予各部门的有关政策”中，体现“放权、让利”和“过河卒子”政策----即对每个部门（或个人）从所辖地区组织来的广告，一律按广告价付给20%的代理费。该给客户多少折扣、业务员多少提成，由其从20%代理费中自主决定，“自己当老板”。财务部每次收到广告费，均按广告价的15%付给代理费；待其全年任务指标完成后，再一次性返还5%的代理费。如果年终不能完成全年的指标，这5%不再返还（我把这称为“过河卒子政策”）。对超过全年指标部分，付给25%的代理费。同时，还配套了别的一些政策。
与会同仁对这个方案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评价，是我在会前没有想到的。大家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后通过，信心和热情都空前高涨。这个方案的实施，确保了《南方周末》96年1月扩16版后广告经营的顺利进行，确保了扩版目标的实现。此后的两三年里，听说周末一直沿用这个方案。后来怎么搞，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发行工作的情况，就不一一细谈了。总的讲，在我主政期间，在抓发行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解决了卫星传版，二是顶着报刊发行局的压力，加大了“第二渠道发行”的力度。期发行量从前任主编交给我的已徘徊数月的75万份，3个季度就增到95万份，此后还一路窜升。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南方周末》在那几年间，办报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轨迹”。
二、谈您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
在《南方周末》那几年，真的是几经风雨苍桑、遍尝酸甜苦辣，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但印象最深的事，不一定都能摆到台面。这里我只讲2件事情吧。一是《袭警案》风波及其相关的“南宁会议”；二是为纪念创刊10周年而举办的“全国周末报（版）报纸改革研讨会”。
《袭警案》风波是当时《南方周末》创刊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差一点让《南方周末》陷入灭顶之灾。这场风波牵涉到中宣部、公安部和广东省委，惊动了两名政治局委员，省委常委会议还专门听过汇报、作过决定。而且这场风波从乍起、演变到最后的结局，都充满了戏剧性。因之在当时的全国新闻界闹得几乎尽人皆知，境外的媒体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地“炒”得沸沸扬扬，据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电台也作了报道，而且“鬼佬”们也会“上纲上线”，居然胡说八道，把这场风波说成是什么“中央和地方”“政争”的一种表现。
我是这场风波的主要当事人，是全过程的亲历者之一，也可以说是这场风波的“肇事者”和“谢幕者”。
事情缘于93年7月30日《南方周末》的《人与法》版刊出的《袭警案》一文。文章讲的是，南方某城市一对年轻夫妇，由于男方原因，婚后几年不育，便双双来到“三省交界的B市”,物色到一个汽车公司的调度林某“借种”。当林某和这个“借种”的妻子上床时，B市东区派出所的两名民警陈某、江某跟踪而至，以“嫖娼卖淫”并要收审关押相威胁，对他们恣意敲诈勒索，把数万元现金掠夺一光。林某3人一怒之下，合谋找到民警陈某的家，把陈某和他幼小的儿子都杀了……这宗袭警案发生后，B市公安机关及时破了案，3名凶手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在破案中，调查到被害民警陈某以及江某在平时的种种不法行为，并缴回罪犯在陈某的家中拿走的来路不明的20多万元。鉴于陈某、江某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宣布将他们除名……
这篇东西是当时我从《法制版》值班编辑陈朝华送审的一堆来稿中挑出来，由我亲笔修改、加上《袭警案》标题，送我的前任主编签发并经南方日报分管领导审定大样后刊出的。见报前我曾让《法制版》的另一位编辑谭庭浩联系作者，想问问是哪里发生的事？但因作者出差联系不上，加上作者是我们熟悉的，过去已发过他好几篇东西，所以“大意失荆州”，未认真核实就把它发出去了。
文章见报后，反应比较强烈。几天后，作者从外地打来电话。一问，天啊，他说是编出来的，当时我都快傻了，心里直念佛，大家都快点忘了这篇东西吧，别再说它如何好了。但没多久，省公安厅通过南方日报记者李希亮向我查问，事情发生在哪里，是不是广东的？我说不是。到了9月下旬，省公安厅政治部的老何直接打电话给我，说不是广东的，是哪里的？我说老何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们不知道啊，公安部几位部长都很注意看你南方周末，尤其是法制版。《袭警案》他们看了，两次批示，一定要查清楚，如果属实，将严肃处理和整顿“B市”公安局和那个“东区派出所”，要对舆论有个交待。这一下，我知道在劫难逃了，赶快和主编及日报分管领导商量，看来瞒不住了，没别的办法，赶快认错，争取主动吧。于是就说服作者，在《南方周末》的《人与法》版上刊登了作者的检讨和编辑部的“重要声明”。并按老何的建议，我亲笔给公安部蒋副部长写了一份公函，对发表《袭警案》这样的假报道给公安机关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检讨，表示今后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并用特快寄上两份登有检讨的报纸。
到了10月22日。上午，大家非常振奋地在周会上讨论、策划创刊10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下午3时，我和日报分管领导就被召到省委宣传部。说是公安部因《袭警案》一文向丁关根同志状告《南方周末》，中宣部领导决定，《南方周末》出完下一期后停刊整顿。召我们谈话的领导，随即把省委宣传部关于《南方周末》停刊整顿的书面通知递给了我。
“停刊整顿”！刚刚在今天上午，我们还群情振奋，下一期要突破100万大关，要大张旗鼓庆祝创刊10周年呢！几个小时后，一下子从云端跌入地狱。偏偏这个祸又是我亲手惹下的！当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下午5时，我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宣读省委宣传部的《通知》,强调了纪律。晚上，通知主编回来开编委会议“办后事”。创刊10年的《南方周末》准备关门了。
好在《南方周末》命不该绝。第二天，是南方日报创刊44周年，许多报社老领导回来。老社长丁希凌同志第一个“发难”，对《南方周末》被停刊整顿发表了比较激烈的意见，认为报纸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应停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青同志也认为《南方周末》是办得好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同志让人把报纸找来看，也明确表示了不赞成停刊的意见。听说他回去后，立即给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同志打了电话，华华同志又给当时出国访问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了电话。谢非意见非常明确：不赞成停刊，但对有关责任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并要求省委常委会议听一次汇报，形成一个决定；还让省委宣传部长带着南方日报总编和《南方周末》主编，上京向丁关根同志“负荆请罪”，并当面报告省委常委会的意见。
当时，报社决定由刘陶同志和我，陪同于幼军部长上京见丁关根同志。但后来北京电话通知，报社的同志不要来，所以只有于部长去了。
几天后，于部长带回了关根同志和中宣部的意见：一、同意省委的意见，不停刊，边出报边整改；二、严格整顿，对有关责任人员要做严肃组织处理。
在这之前的10月30日，我们按照谢非同志的意见，为争取主动，已以编辑部名义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沉痛的教训》为通栏标题，发表检讨文章。同时，分别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两级编委会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报送了书面检讨,省委宣传部向全省转发了这两份检讨。
报纸不停刊了，本来被判了“死缓”，现在被“保释”了，但“对有关责任人要做严肃组织处理”却一直被盯着未放。好在刘陶“敢顶”，一直拖着不“处理”。他要求我们集中精神办好报纸，不要再出问题，其他事情不用管。
眼看组织处理拖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啦,谁知到12月下旬，北京来了明传电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将于94年1月4—6日，在南宁市联合召开全国周末报、周末版座谈会，全国有26个省、市的宣传部长、新闻出版局长和部分大报、各周末报的老总共100多人出席，电报中还指定《南方周末》主编要在会上做半小时的发言。
刘陶同志指名要我去参加会议。我事先打电话向中宣部新闻局领导了解了会议背景后，向刘陶和日报分管领导作了汇报，刘让我根据“三七开”的原则准备发言稿。
当时，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可能认为这个会是冲着《南方周末》来的，同时也是对“严肃组织处理”迟迟不处理的一种压力。因此，在1月3日上午，省委宣传部一连来了3次电话，催促“组织处理”。对此，我们都能理解，否则宣传部参加会议的领导到了南宁很难向中宣部交代。刘陶同志终于“顶”不住了，不得不于当天上午，向宣传部写出报告，拟由南方日报分管领导兼任《南方周末》主编。日报分管领导把我和主编找去谈话，交了底，给了我一份南方日报写给省委宣传部的关于“组织处理”的报告，并叮嘱我“到了南宁后要有各种思想准备”。当晚，我只身飞南宁，主编送我到电梯口，眼睛有点湿湿地说“游雁凌你这是单刀赴会啊！你是去代我受过的啊！”当时我的眼睛也红了，真的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但是，我内心很难接受这样的“组织处理”。这场风波的“肇事者”是我，如果真的把主编换了，我会一辈子欠人家的，我的后半生都不得安宁。因此，当晚飞抵南宁后，我连夜开始了“公关”、斡旋活动。在南宁的几天，我先后找了中宣部新闻局领导和主持会议的一位副部长，包括与会的省委宣传部的相关领导，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分析后，都当即对我表了态。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说了。终于，他们会后回到北京后，给省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免予组织处理了。
你们看看，《袭警案》风波真的富有戏剧性吧？停刊文件都发了，却又不停了；频频催促的“严肃组织处理”的报告递上去了，却又“免于处理”了。今天，这事已过去10年了，没必要保什么密了（本来就没密可保），但回顾此事，说心里话，当时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对《南方周末》的处理，虽然我们内心是很难接受的，但在客观上对《南方周末》还是有好处的。因为过去《南方周末》听到的赞扬声音太多了，听到的报道失实和告状之类的批评虽然也一直比较多，但多了也容易麻木了。《袭警案》事件，真正触动了我们的神经。通过《袭警案》事件，对全体编辑记者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坏事变好事。何况这一折腾，《南方周末》知名度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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