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新事  刘韧

  2004年12月1日，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发函声援创维；12月4日，中国七大银行深圳分行表态支持创维；三星、赛格等八大彩管厂商相继表示支持创维……这些救命的声援，都是张学斌马不停蹄组织安排的。“回想起来，我觉得前面两三天时间非常紧张，24小时上满发条，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2004年11月30日，被创维员工读作“幺幺叁零”。当天上午9时许，创维集团总裁张学斌与营销总部总经理刘棠枝前往香港参加创维中期业绩发布会。创维董事长黄宏生与执行董事们已先期赴港。两个人刚过黄岗海关，就接到香港同事电话：包括黄宏生和三名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在内的10人全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股票停牌，发布会取消。

廉政公署主要指控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从2000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期间，串谋其母亲罗玉英及王鹏，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此外，还有一起针对创维的诉讼，称创维当年可能通过做假账骗取上市资格。

2003年以前，彩电显像管供不应求。创维是一家民营企业且规模不大，国内各大彩管企业安排供货计划时不被列入重点客户，供货很少，旺季时很难买到彩管。进口需要批文，民营企业拿批文很困难。2000年，电视行业元老，原熊猫集团总经理陈祥兴退休，黄宏生就请他做公司顾问，利用其人脉帮创维买显像管。

根据后来案件审理时控辩双方提出的资料，陈祥兴帮创维买到后，创维按显像管采购金额的1%给陈祥兴佣金，此外还有认股权证。当时电视机处在暴利阶段，一台能挣1000多，显像管成本几百块，1%就十几块钱。2000年，创维上市后，黄宏生给了陈祥兴相应期权。由于陈祥兴曾经担任大型国企熊猫集团的领导，不便跟上市公司扯上关系，故安排一名叫王鹏的男子代签服务合同，代领认股权证。

创维早期替熊猫电视做OEM起家，陈祥兴刚从熊猫集团退休，要避嫌，就签订一个不公开合约。“合约5年，实际上只执行3年，后来显像管供应不紧张了即终止。”陈祥兴希望把佣金放在境外，但是需要一个信任人代取。“这时候，双方想到黄宏生妈妈罗玉英。”黄宏生的妈妈不是创维公司的员工，钱放在她处陈祥兴放心。

陈祥兴刚为创维做顾问的第一年，创维规模不够大，显像管需求不多，陈祥兴只拿了100多万顾问费。后两年，创维彩电销量提高。每年给陈祥兴的顾问费达1000多万。

对于假帐诉讼，张学斌到创维时，创维已经上市。“我不清楚之前的事情，但我相信德勤审计过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被抓的十人里，包括老板黄宏生在内九人是香港籍。只有丁凯是大陆籍董事，她不能被羁押太久。黄宏生就让丁凯，赶紧口头通知张学斌。“公司所有事情都全权委托张学斌。”此时，张学斌不是上市公司董事，黄宏生曾让张学斌担任董事。“我不懂香港法律，而且都是英文，关键东西不清楚，就没担任。”

下午，黄宏生回来取日常用品，写了一个书面的委托。“我当时看到委托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张学斌马上赶回深圳。先到深圳市政府报告，接着回到公司梳理头绪。“我知道企业没事，这么多年我在管理企业，所管理的几年没有假帐问题。”“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危机。”

张学斌首先找公司的经营核心骨干层，讲清楚情况，分析对公司的影响，坚定信心。骨干会持续到晚上12点钟。会上成立危机处理领导小组。一组负责将事件告诉员工，保持内部稳定；二组和经销商和供应商及时沟通，稳定业务；三组告诉媒体，引导报道；四组争取政府、银行和业界支持。

12月1日一早，张学斌前往深圳公明的工厂召开骨干会议，随即又到营销总部安抚军心。“我们两万多人，稳定内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告诉他们。”张学斌在会上分析1130事件对公司的影响，分析公司良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通过这些骨干，再向下影响员工。

家电行业主要依靠现金流，上游下游关系不能乱。12月1日上午，应创维请求，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四大家电连锁先后给创维发来声援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力鼎创维，不为所动。”

张学斌就一手抓下游的销售系统，一手抓上游的供应商。“销售系统出问题，就断了现金流；供应商出问题，就会拒绝供货，提前收应收账款。”有供应商要求提前付款，张学斌就答复只按原订合同付款。“早付没有，除非以后不做创维生意。”

 12月4日，张学斌主持了七大银行深圳分支机构与创维集团的银企座谈会，争取银行界支持。深圳的广发、兴业、民生、工商、深发展、招商以及农业银行等7家国内银行向漩涡中的创维集团表示了口头支持。

董事会集体被抓，让原来知名度不高的创维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但都是负面的。“最重要的是和媒体坦诚沟通，把我们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能让媒体猜测。”“媒体一猜测，就可能联想到老板的人品之类，一定更负面。”

转移负面形象外，张学斌想到该利用这个契机，把创维高的关注度，转化成高的美誉度。“这次事件过后，创维的新闻大家都很关注，如能不断传递正面消息，就有可能改变媒体和公众对创维的负面看法”，同时，加大媒体广告投放度。在投资方面上，创维按计划上线液晶模组项目，上线两个生产基地，每个都是五六亿。“这时候，上新项目最能说明公司稳定正常。”

事情发生后，原来执行董事只有一个与事件无关的大陆籍董事能留任，黄宏生家族成员撤出创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2004年12月9日，张学斌与王殿甫等3人被委任为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张学斌首次进入创维上市公司董事会。迟发的2004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创造2亿多利润。“在行业里面利润是最好的。”

2004年11月30日之前，黄宏生代表创维，2004年11月30日之后，业界迫切需要知道张学斌是谁？他从哪里来？是什么风格？

 初中学了几年拖拉机 

中学，农业课程最好。“我喜欢在拖拉机上摆弄，感觉这个才有点意思。”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农村山区。 因为家里没人看管，5岁就随姐姐上小学。1975年，张学斌升入高中，学习的课程多是政治理论和农业课。每年还要放假到农场劳动，学习文化课和数理化时间非常少，学习拖拉机的知识到很多。14岁高中毕业，张学斌回到田间做农活，做体力活不行，就到水库工地煮饭。如果遇到小学老师有事，张学斌还到小学代课。

高中刚毕业，张学斌没有具体想法，就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山区，到外边看看。“当时除了当兵有机会出去，也没其他条件让你去想。”恢复高考后，张学斌就开始有想法了。“那时候才觉得还有高考这条路。” 

 文科状元 

水库工地上，张学斌白天给工地煮饭，晚上看从老三届借来的高考课本。第一年没考上，张学斌想：“以后不管什么学校，只要有学校上就行。” 

1977年末，张学斌高中毕业半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张学斌才发现自己高中只学了优选法、棉花种植、水稻杂交等农基课程，与高考要求的知识相差千里。“根本连高考的题目都看不懂，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

张学斌自己的高中课本，根本没用，就借老三届留下的书复习。一边务农、做饭、代课；一边准备高考。“1978年1月高考开考，我连中专线都差得很远。”

1979年高考，张学斌感觉自己准备不够好，还有很多不明白，就没有考。“当时我学的是理科，容易点的师范，多数招的是文科专业。”

因为村里应届高中生带回来课本，多是历史地理文科课本；张学斌感觉数学比较好，考文科有优势，就在春节前改学文科。“实际上在高考前，我历史书都没看完。”张学斌一直希望学习理科，但公社一个老师，因为数学好，选文科考上了西南政法。张学斌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家里比较困难。“我80年再准备考的时候，家里人就说，再考不上，就别费劲，安心干活。”

结果1980年张学斌考了文科全县第一。文科状元张学斌文科成绩不高，但是数学考了98分。“我认为自己该考满分的，但是不知道哪儿扣了2分。”

考文科没什么好学校，张学斌的梦想是学习法律。“在农村，感觉法律就是正义形象，可以帮别人打官司，伸张正义。”张学斌第一志愿报考西南政法的法律。西南政法没有录取张学斌。“我高考分数超过重点线40多分，我判断是因为我语文不好，西南政法对语言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上大学前，张学斌连小说都没看过。

张学斌第二志愿中南财经大学（当时叫湖北财经学院）录取了他，但被录取到没填报志愿的会计专业。“因为中南财经到四川招生的老师是会计专业的，我的数学分在招收的新生里最高，就把我放到会计专业。”

 教授衣角的面粉 

武汉抗洪前线，张学斌和同学垒大坝。一天除了管吃饭，还有几毛钱收入。这对一个月只有17.5元生活费的张学斌来说，算是难得的机会。 

开学了，张学斌和父亲早晨从家徒步走几个小时，走到另外一公社，那儿才有班车；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坐班车到自贡火车站。到了自贡，张学斌告别父亲，自己上火车，一路辗转到武汉。那一年，张学斌17岁，只有1米57，体重不到100斤。

考上大学后，张学斌感觉自己的命运从此有了新改变。“在农村，饭都吃不饱，半年米饭，半年红薯。”

张学斌除了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从家里拿钱，以后就没有问家里要过钱。“那时候没有生意可做，完全靠助学金。”张学斌大学生活就靠一个月17.5元的生活补助。17.5要用于吃饭、买书、买衣服和日常用品，还要攒回家的路费。“那时候比较艰苦，关键要节俭。”遇到学校组织的劳动，可以获得一些报酬。

快大学毕业时候，面临就业和上研究生的选择。当时大学毕业生比较紧俏，张学斌的同学大部分到部委或省政府机关工作；张学斌的家庭负担很重，急需张学斌工作。“我爷爷和妈妈都是在我上大学期间过世的，弟弟也在上学。”但张学斌还是感觉需要学习一些东西，觉得学习有乐趣。就报考本校研究生，十几个同学报考，张学斌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

上研究生后，张学斌感觉最明显的是，经济上宽裕了。没有工作挣得多，但研究生已经有35块钱的补助了，收入途径也多了。“写写文章，帮帮老师整理资料，到校外讲讲课都能挣钱。”张学斌给在县城上高中的弟弟，每月寄15块钱，自己留20块。

1987年，研究生毕业，张学斌留校任教。但几年后，张学斌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校。张学斌学习的是会计专业，在当时在环境下，计划经济主导，创新的东西很少。“会计专业如果从理论上讲，几千年的历史，会计专业的技术创新几乎是没有可能。”

当时的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比较浓，每周四都要政治学习。一帮大学教师在念报纸，念完谈体会。“看到他们口是心非，我感觉非常难受。”系里百十来号人，人际关系复杂，让希望环境简单点的张学斌感觉比较累。

当时返聘的老教授，70多岁，从家揉完面到课堂讲课。棉袄袖口上的面粉，让张学斌感觉这不是自己期望的未来。

正在张学斌苦闷的时候，1987年底，学校选派5名老师到香港一家英资企业，从微观角度学习。就这样，张学斌获得了到香港学习半年多的机会。

 大学讲师 

“你一个大学老师好好不当，到什么工厂，说出去也不好听。”妻子和同事都反对张学斌离开学校。学校不同意，张学斌也执意走。排课的时候，张学斌就不排自己的课程，跑去海南。 

到香港学习，老师要和学校签订协议，还要有别的老师担保。香港学习回来，不能提调动，要在学校累计服务5年。从香港回来以后，张学斌碍于合同，就想熬完承诺的5年。当时张学斌还担任系会计电算化教研室的副主任，教研室总共有8个人。“那时，我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还要承担一些课题任务，经常给企业搞系统设计。”学校在海南有一个培训班，负责一些没有上大学的人员培训、发上岗资格证书。班上有一位学生，是海口罐头厂（后来的椰树集团）管理人员，他们工厂收到经销商给他们电脑抵赞助款。“他们想让我帮看看，这些电脑能不能用，值多少钱。”

后来，海口罐头厂，希望做一个内部模拟核算系统，要把核算单位化小。张学斌就像做项目一样，利用1990年春节做好这个系统。“因为系统用了起来，就需要不停的改，就会经常接触。”海口罐头厂，表示希望张学斌干脆到厂里工作。1991年，海口罐头厂被海南省推荐为第一批上市企业，厂里没人懂上市，就急忙让张学斌到厂里负责上市事宜。“其实，我也不懂上市怎么回事，但我感兴趣。”

学校和系里都不同意张学斌离开学校，张学斌在海南初期，接到学校很多电报，要求张学斌必须回学校，否则作开除处理。“我当时下定决心，就真被开除也不回去。”张学斌害怕回去就打退堂鼓。当时孩子很小，如果回学校到小孩上小学了，就很多顾虑。“那样，就一辈子在学校不走了。”

 椰树总经理

 张学斌要走，董事长王光兴第一反应：你傻啦，别人奋斗二十年得不到，你却放弃。在椰树，王光兴像长辈一样照顾张学斌，每年都带张学斌去体检。 

张学斌到了海口罐头厂后，直接负责上市工作。几个月后，他发现上市将面临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风险，关系难处。当时股票炒翻了天。“听说你公司上市，很多领导就给你递条子，拿身份证来，买内部股票。”“说大点，就是行贿受贿。弄不好，很多人都会牵扯进来。”当时，海口罐头厂并不缺钱，银行帐户上趴着几亿的现金，也不知道上市后拿钱做什么。张学斌主张不上市。厂长对上市不了解，一听，就不敢上了。张学斌到海口罐头厂，就是为了上市。不上市，张学斌等于没事做。“学校说好不回去，就在厂里做老本行。”张学斌开始改造厂里的财务、水电气、销售合同、后勤管理等信息系统。花了两年时间，张学斌亲自编程。

1993年底1994年初，国家实行新税制，增值税从实耗扣税改为购进扣税法。张学斌当时感觉厂里可能会多缴钱。到年底，张学斌查了查的税务帐表，发现果然多缴了。当时张学斌不管财务，就反映到分管理领导。“因为是新法，财务和税收人员都没领会透，我就和他们一点点解释，他们才明白。”

税务部门知道多收了税，但税收收上去就很难退回。张学斌花了很多时间，打了许多报告，把公司多缴的税收，追回来3600万。厂里感觉管财务需要‘明白人’，1994年，张学斌被任命为财务处长。”

张学斌做财务处长期间，发现厂里在银行帐户趴着几个亿活期存款，而90年中期的海南，又非常缺钱。“我就用这些资金去运作，两年多时间，赚回来1亿5千万。”

1995年海口罐头厂被国务院确定为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单位，改制为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张学斌负责改制。新的体制，员工参与持股，作为总经理，张学斌也分到股份。到2001年，椰树集团成为海南最大最好的企业，营收20多亿。在饮料行业列第二，健力宝排第一。

张学斌在公司的待遇，从刚开始的每月800多元，到一年几十万，每年还有丰厚的分红。住的是公司提供的300多平米的大房子，“公司甚至给我太太配车。她都不是椰树员工”

工作、生活都没有压力，张学斌反倒不开心起来。“做事变的困难了，因为公司认为现状很好。有很多看好的项目，高层沟通不畅，最后只能放弃。”

后黄宏生时代

  “这个部门工资开的很低，他们想提高收入，就要多找毛病，多罚款。”  

张学斌与创维创始人黄宏生是在1999年认识的。当年创维在海口召开的客户会，黄宏生在张学斌大学老师、时任创维集团经济顾问李成章的陪同下参观过椰树集团。此前，张学斌对创维没有任何印象，不知道还有创维电视这个牌子。“我去他们公司看过，一点不像高科技企业，生产场地拥挤不堪。”

2000年10月，创维在上市后第一年的中报就报出1.26亿港元的亏损，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2000年11月，时任创维营销总经理的陆强华认为被黄宏生虚用，与黄宏生反目，带走了包括11个大区老总在内的150多名营销骨干跳槽高路华。陆强华加入创维3年，将创维彩电销售额从7.8亿元做到43亿元。

此时，黄宏生想到了张学斌。黄宏生找张学斌彻夜深谈。张学斌感觉黄宏生有很强的事业心，是张学斌在椰树看不到的企图心。“当时是创维最困难时候，舆论倾向陆强华；员工不稳，认为彩电是夕阳产业。”张学斌感觉机会来了。“企业很好时候，创新很难；困难时，改革反而没了阻力。”“人有惰性，有一个舒适区，你创新了，他就不舒服。”

张学斌在椰树，从来不加班，朝九晚五。到了创维，加班成为常态，有时候从早晨到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与过去生活节奏相差太大，有一个月适应不过来，都有点想打退堂鼓。”

张学斌在创维第一个职位是中国区域总裁，就是陆强华不愿上任的职位，这个职位比较大，比较空。

2001年4月，张学斌开始接触核心业务——彩电业务。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顺彩电研发人员奖励机制。张学斌发现，每年4月科技研发表彰大会后，科研人员领完奖金，就跳槽。“每年都是这样。”张学斌与研发人员交流，他们就两句话：“第一，不看好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夕阳产业；第二，不看好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不行。”

张学斌发现，研发人员的贡献和利益没有挂钩，没有公平的评价机制。“大家关心的怎么向领导汇报，留个好印象。”张学斌就把研发方向，从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技术人员的奖金与产品最终市场表现相挂钩。“大家做多少贡献，自己都可以算出来。”从那以后，研发人员班底基本上都没有动，很多出去的又回来了。

研发理顺了，但创维还有一摊子问题。销售起不来，产品品质也有问题，公司规划也有问题。 “研发、生产、销售各自独立，执行董事各管一摊。”张学斌建议公司把整个系统打通，流程再造。没想到黄宏生听后就让张学斌负责，组建彩电事业部。

张学斌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也不熟悉彩电业务。张学斌有点不想做这个事业部，就向老板要授权书，故意开了一些他认为老板不能接受的条件：一、张学斌可以自主设置机构；二、用人自由，只通告黄宏生各个层次用人；三、财务开支自由，3000万以下开支不用请示黄宏生；四、公司人员的奖励和激励方案自定。

张学斌开了一个很高条件，希望吓退黄宏生。 “没想到，他当时就接受了。”黄宏生还立刻要求董事签字，授权，公布。

这时张学斌才感觉到压力来了。黄宏生让张学斌从椰树集团挖几个“自己人”过来，张学斌不想挖原东家墙角，更重要的是，“你带人过来，就会有小团体，创维员工都会离你远远的。”好在创维本身有很多优秀人才，事业部很快运作起来。

彩电事业部搭起来后，原来的业务部分重组，一下子剥夺很多人权力。黄宏生决心让张学斌操盘，就把之前的小老板们调往集团其他事业单元，让张学斌独掌彩电事业部。“老板的过人之处，在于首先革自己的命，放权于人，让你管，就真正的让你管”

黄宏生的弟弟黄培升也在新组建的彩电事业部，但由张学斌任命为副总，而不是之前的执行董事。“我需要有这个权利，否则我调动不了人员。”原来研发部门有四个负责人，现在只能有一个。”

2001年，创维全财年扭亏为盈，摆脱陆强华出走阴影，实现净利润为6200万元。

 职业经理人 

11.30事件后，创维2004财年净利润为4.03亿元；2005财年净利润为2.16亿元；2006年财年净利润预计为1.69亿元。从2001年张学斌到创维，创维连续6年保持盈利的局面。“今年会比去年好。” 从椰树集团到创维，从职业经理人到后黄宏生时代，身兼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兼创维数码CEO。张学斌走过16年的职业经理人路程。 

记者：现在创维由你来主导，你怎么来评价自己？你是在为黄宏生顶着？

张学斌：我在创维算是一个班长。最重要的是企业，这个企业有2万多员工，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和愿景。如果换上另外一个老板也一样，我作为职业经理人不太在乎老板是谁，更在乎这个平台。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怎么把这个使命完成好。

职业经理人就是把公司的使命完成，对公司股东的财产，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得股东的财产不断的增值。

记者：椰树太闲？创维是不是太忙了？

张学斌：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到哪个地方都不会特别轻松。不过，我比较乐于接受压力。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很多时候是在高压下，能力才能够得到极限的发挥，很多人对自己没了解，对自己没信心，只有在高压之下，才逼着你真正的认识自己。

刚开始负责彩电事业部时，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只是不愿意舍弃，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机会。没有人把这个平台搭好给你，你跳舞再好也没用。说的更白一点，职业经理人即使不成功，但是你个人的损失也非常小，老板承受的压力更大。他用你。承受比你更大的压力。

记者：未来，你会不会选择自己创业？

张学斌：我可以做一些投资，但是没有精力去管具体事情。我在创维还有继续发挥的空间，除非哪一天没有贡献了，也许会找一些事情做。

记者：你怎样理解自己对黄宏生的信托责任？

张学斌：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也在变。如果在十年前，创维的情况，大家觉得天方夜谭；在今天，大家虽然会吃惊，但还是可以接受。毕竟现在职业经理人的队伍走向成熟。创维提供一个平台给大家施展，不仅仅是我，其他人都会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挥。创维有一个比较好的共享机制，一个职业经理人，尽管没有钱去做老板，但是他有权利去享受这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