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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吴晓波 2018-07-12 11:22:46

“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1932年,写下这段文字的费正清,时年25岁。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和新婚妻子费慰梅仓皇逃到北京。1948年,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这是第一本把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

跟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样,费正清在东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对比中,去寻找答案。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次长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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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抗战的相当长时间里,费正清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费正清一直在梳理和迭代着自己对中国的观察。

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近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

费正清后来回到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主编《剑桥中国史》,终其一生,专注于中国问题,而中美比较一直是他学术创见的方法论。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不过,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又存有着历史学家的特有谨慎,在1987年出版的《观察中国》一书,他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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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没有具体解释,他之所以说更“窄”,而不是说“更多”或“更广”,是基于怎样的可能性考量。

1972年,49岁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的公文包里只带了一本书,就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曾回忆说,“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偶遇基辛格,我们谈论了如何恢复美中关系。”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基辛格是一个苏秦、张仪式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他看来,“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据此,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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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友好及好奇,完全的出于美国称霸战略的思考。1972年的访华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更多的出于遏制苏联的冷战需要,而之后的推动美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则是制造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他对中国式的统治的观察,与费正清十分相近,他写道,“中国以允许通商为诱饵,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笼络邻国人民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试探中国的实力。”

基辛格的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6年的12月,他已经94岁,是第八十四次踏足北京,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记录了。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分别与他进行了交流。王岐山跟他会见时,特意拿过一只丝绣的靠垫,希望他在坚硬的中式沙发上坐得舒服一些。

李克强总理在会面时讲的一段话,浓缩了过往数十年的中美交往:“基辛格博士45年前访华时,中美贸易几乎为零。45年后的今天,中美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中美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贸易和投资量如此之大,自然难免有分歧摩擦,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误解和分歧。”

就在基辛格访华前,他出版于2011年的《论中国》中文版发行。在这部厚厚的著作中,基辛格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行了微妙的修正,他提出了“例外论”。

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中国文明,来自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其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因此在他看来,一百年前美国的崛起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是一次例外,而本次的中国崛起,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次例外。

事实上,这种新的“例外论”并不仅仅出现于政治家的观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明确地认为,中国近数十年的经济崛起运动,超出了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例外,不仅意味着理论和价值观上的陌生,更带有强烈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例外”催生出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出观察者们的不安。

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读得出他既为自己的过往努力而骄傲,同时也有着美国式的深深担忧:“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2017年8月,史蒂夫·班农离开白宫,辞掉了总统首席战略官的职务,他决定“回到民间”,继续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强硬立场,推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

在9月,他两次与基辛格单独交谈。在接受“新闻60分”采访时,他谈及了交流的细节,“我虽然敬重基辛格,并已阅读其所有著作,但仍倾向与中国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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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出生的班农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典型蓝领家庭,当过海军,读过哈佛大学的MBA,在高盛做过投资银行家,办过“布莱特巴特新闻网”。2016年,在特朗普选情最危急的时候,加入竞选团队,82天后助特朗普入主白宫。

作为电话接线员的儿子,班农从来认为自己是美国蓝领阶级的代言人,他甚至反感别人称他为“阁下”。他没有踏足过中国大陆——只在香港做过一次演讲,但他是当今美国最坚定的反华派政治领袖。

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讲,主题就是中美关系以及他的战略对策。过往半年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这次演讲的现实演绎版。

他的核心观点有三个:

其一,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

其二,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后,就会成为我们想象中的模样,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

其三,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在演讲中,班农具体谈到了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的五大战略性领域:“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

与基辛格的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件”相比,班农勾勒出了未来大国竞争的新战场。在他看来,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上的能力已经构成对美国的致命性威胁,“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5G网络的新发布,将让中国再一次在科技上占主导地位。而金融技术的先进性,将可能使人民币成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进而让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班农说,“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刀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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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出版于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仅仅完成了上卷,中卷到了动笔总结的时刻,而下卷才刚刚开篇。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其间发生的制度创新和人的现代性,有自己的解读,更有着切身的焦虑。而透过那几双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眼睛,又可以从一个十分陌生的视角进行反馈式的思考。

你很难用善意或恶意去揣测那些观点,它们都是出于各自的价值、知识体系,并烙有强烈的历史当下性和国家利益诉求。在风云激荡的2018年,我们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 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代中国来自于历史,融入于全球化,它的变化既非完全发生于内循环,又不可能是一次全部的外来文明植入,那么,它到底拥有怎样的“顶层设计”、抱负和愿景?

—— 我们怎样继续推动自己的进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一个可行性大于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进程,它的不均衡特征,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同时更广泛地发生在制度和文化层面,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公平和合理?

—— 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处?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与美国的贸易对抗,并非完全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带有国际关系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如果基辛格年轻三十岁,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班农。

中国正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唯自强者不辱”,是一个永恒的竞合真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未来中国变革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耐心和心理、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必须保持积极的自我革新的决心。

1973年,年轻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书稿在第一时间投寄给费正清,希望得到这位当世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指教。在一次交流中,费正清谈到了很多年前他去黄河岸边时看到的景象: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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