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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医案后陶勇首露心声:“当医生成为患者”

钛媒体 2020-04-11 12:30:01

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钛媒体(ID:taimeiti),编辑:芦依

“我自己遇到劫难,但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我还想继续在临床上工作。”

3月28日晚,穿着病号服的陶勇医生做了场直播,一共有2371万人观看。在被砍伤抢救并恢复的两个月后,陶勇首次以直播形式面对公众,表露心声。他表示“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黑暗和沮丧的两个月”,这期间从医生变成了一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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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医生在直播中表露心声

而此时,距离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遇害才刚过三个月。

今年1月20日,39岁的陶勇在朝阳医院出诊时,被一位曾经的患者持刀砍伤,他的助理和部分同事也因保护陶勇而受伤。作为一名长期需要手术的临床医生,事发当时,舆论在愤慨之余都在担心他被砍伤的左手。

陶勇在直播中也回应了手伤情况。有记者问他,“你有没有问医生你的手会恢复成什么样儿?”

“我回答说没有,我自己曾经是一名大夫,成为患者之后,我就不去问医生这种很为难的问题。”

病床上的陶勇,也一直在关注着新冠疫情医疗一线和他的同行医生们的情况。4月8日凌晨,随着“封城”76天的武汉解禁,国内全民抗疫也步入了尾声。那些有“最美逆行者”之称、奔赴武汉一线的数万名中国医护人员也正在陆续返乡。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透露,截至3月8日,全国各省已派出4.26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武汉。从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武汉至今,全国已有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其中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达1.9万人,超过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的10%。

由于在一线高频接触患者,医护人员成为本次新冠肺炎感染的“高危人群”。抗疫中医护人员的大局精神更是感动了很多人——多位一线医生在遭遇因患者沟通不畅、被撕扯防护服的情况后,均不愿接受采访,有医生向钛媒体回复称“不希望受到太多关注”,因为疫情期间的首要任务是“能够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疫情期间偶发的医患矛盾,或是因医疗资源紧缺、前期信息公开严重偏差和大众恐惧心理加剧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疫情中突发的几起伤医案件,让医护人员和医疗环境问题再度引发大众的关注。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疫情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医务人员应该有免于被伤害的权利。”

从如何把对白衣天使们的关怀落到实处,再到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升级,成为目前医院、政府到社会公众三方面临的集体考验。

医生的安全感,先问“设不设安检”

《人物》在对陶勇的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北京空港医院院长、也是陶勇北大医学部的校友袁梦克在1月20日陶勇出事后的抢救现场,见到了他的父亲。

“1月20日,陶勇正在抢救......市里公安系统、卫生系统领导们都在,陶勇的父亲跟领导们说,‘我没别的要求,我也不能决定你们怎么严惩凶手......我就要求朝阳医院要设立安检,医院应该设立安检。’”

陶勇医生出事后,眼科领域的知识服务机构明医智平台曾就“如何保护医务人员”议题进行调研。当时的调研共收集到七大类建议,代表了医疗业内的呼声:

1)仿效地铁站或海关在医院设立安检措施;

2)规范就诊流程;

3)进行患者信誉管理(建立医闹者黑名单、将其排除出医保范围等举措);

4)完善政策法规,加大对医闹者的惩戒力度;

5)落实三级诊疗;

6)加大医保投入等政策;

7)加强对患者的教育。

上述明医智平台运营负责人对钛媒体表示,作为保护医护人员的第一道防线,安检对预防潜在“医闹者”有一定作用,而且是“可以短期内落实的办法”。

“医生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在医生教育培训领域从业多年的周一帆对钛媒体表示。在她看来,呼吁医院设立安保措施属预防之策,是最基本的要求。

事实上,在杨文事件、陶勇事件发生前,倍受公众关注的多起暴力伤医案,就已经促使医疗业内及公众再次提出了加强医院安检措施的诉求。

但为何医生们普遍呼吁的第一道防线,在全国绝大多数医院都未能落实?据医疗自媒体“逆行无悔”分析,医院难以落实安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医院绝大部分都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或政府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难以负担一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的安检投入;其二,与地铁站的封闭场景不同,医院内部四通八达,只经过一次安检无法确保安全。况且医院人流量极大,安检容易造成拥堵,更容易产生冲突。

安检难以进医院,造成了医生群体普遍缺乏安全感。在陶勇案发生后,陶勇的一位师妹曾在社交媒体上回忆自己曾因目睹伤医事件而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无奈之下选择离开医院出国深造。

2020年3月的一则好消息带来了曙光。

陶勇事件后众多医疗界人士多方呼吁,终于迎来了对维护医院安全秩序、保护医务人员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最新政策进展:3月26日,也就是陶勇直播的两天前,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中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

该草案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提出了“医院将建立安检制度”,二是明确了医生的回避权利——“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

草案还提出:“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严防禁止携带物品进入医院。进入医院的人员应当主动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不接受的,医院有权拒绝进入。对拒不接受安检、强行进入医院或者扰乱安检现场秩序的,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分级诊疗,矛盾缓解的“前提”

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于伤医类事件一直采取“零容忍”,相关法律条文健全,从杨文案件到陶勇伤医事件,暴力伤医案的涉事人均受到了严惩。然而,失去医生的代价,最终要让无法及时得到救治的患者及民众来分担。

事实上,除最终走到起诉流程的伤医案件,还有大量伤医案例隐于众人的视野中。

扎堆的患者、拥挤的大医院,使得中国公立医院就医服务的整体质量不均衡。业内普遍认为,这一因素,加重了医患纠纷的隐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症结之一。

“中国医疗体系,并未给到大众多层次的服务,民众依然向大城市的公立医院中拥挤。”周一帆告诉钛媒体。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大医院或三甲医院紧张的医疗资源,并让医疗资源好的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形成联动。

“如果患者能在基层医院时就能获得足够的病情科普,了解到治疗方法和预后结果,或许能减少过激行为。”周一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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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报道“十三五”医改规划之分级诊疗(央视图)

分级诊疗制度,是中国医改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不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道阻且长。

2019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加快建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护人员培养,提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

推进分级诊疗的考验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各级医院资源的联通情况、还考验着基层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整套患者服务体系的建立。

这其中,“家庭医生”是推动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的关键一环。在向大医院的转诊服务,家庭医生将可以为居民提供就近的门诊预约服务,包括为签约居民联系专家门诊、会诊和住院服务等。

自2016年试点到2017年确立,家庭医生在2018年开始更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地区。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仅覆盖5亿人——不过,这与最早设定的设想“到2020年,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还有很长的普及推行之路要走。

伤医根源:患者教育刻不容缓

众多伤医事件均起因于“中国式医患关系”。

陶勇医生被砍伤就十分典型,患者行凶的起因是“对于治疗结果不满”而导致过激行为。近几年来发生的医患纠纷,也多是因为患者与医生在治疗预期上不一致、对于诊治方案及预后结果不满。

“由于患者的心理预期过高,安抚不到位,就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需要特殊的心理辅导或者护理。”前述医疗行业人士周一帆告诉钛媒体。 因此,为预防潜在的风险、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充分的患者教育”。

患者教育,是减少伤医的源头所在。

大众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在进入诊治之前,对于患者充分的沟通和教育,对于一线医护人员的服务效率很有帮助。“但医护人员的本职工作十分饱和,就很难再去做患者教育这种辅助性、外围性的服务工作,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所获的医疗服务产生不满。”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对钛媒体表示。

患者教育是个庞大的内容体系。既包括基础知识的科普,又包括病人对自身诊疗情况的认知。因此,患教也分为科普型与服务型两种。前者往往是医院为主体,以公益性质在医院内进行小规模的科普;后者则需要为患者提供差异性的咨询服务,包括疾病相关知识、自身诊疗及预后情况等各种内容,患教应与诊疗过程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中国公立医院生态内,无论是科普型还是服务型的患教,都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公立医院的患者教育主要依赖于医护人员自身去推动,医生个体难以改变现状,“靠人而不是靠机制”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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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医院组织的患者教育服务,即为患者做眼底筛查(来源:北京眼科学会)

在患者教育上,私立医院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样板。例如,配套服务相对较多,有大量护理人员能将患者的心态、情绪调整到平和的状态。患者对诊疗结果的接受度高了,相对来说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几率就会更小。

患者教育的需求,再次指向了医院管理层面。受困于有限的资源,大多公立医院一直重视患教服务,但他们提供的服务“以公益性质为主”,非有偿服务,因此,规模化和体系化均不足,辐射范围也十分有限。

因此,另一位医疗行业从业者对钛媒体表示,“患者服务机制的背后,应该是政策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最终让医院有空间、有积极性去做(患者教育)。

该业内人士认为,患者教育的落实,仍需政府、行业和医院三方协同。一方面,医院方面,需要由政府提供激励机制和配套的资源。比如说,推广服务型患教、向医生及医院配套足够的患教资源。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入部分社会第三方机构做辅助性工作,但必须要在医院和政策监管下进行。此外,上文提到的分级诊疗制度,也可以实现让患者教育的过程前移至基层或社区医院。

互联网上的“患教”

在新冠肺炎治愈出院后的第二天,来自武汉的余昌平医生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红烧肉。

随着武汉的解封,新冠疫情期间的故事带给人们诸多反思。一个从来不上小红书的医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同时也是新冠病毒防治专家组成员余昌平医生,感受到了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力量。

在小红书上发布视频笔记的两个月里,余昌平陆续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患病、夫人前来陪护到挺过最艰难的10天,最终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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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医生余昌平成了互联网患教的代表

这位年近50岁的医生成为“网红”的过程,事实上对于更大范围的公众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天的医疗普及。在疫情最为紧迫的时期,公众通过这位医生真实的感受到,“病毒并没有那么可怕”。

在余昌平医生早期的短视频中,也描述了初衷,“录这些视频,开始的原因就是想科普性质的传递对疫情的认识和判断。” 在2月末的一条视频中,他回答粉丝的提问“疫情结束后想干什么”,余昌平说:

“想去做公益,也就是做点患者教育的事情。”

在2月13日更新的视频中,他用武汉腔的普通话说道,“我是最不喜欢出名的。要出名,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说做点事情可以......你莫看我是个小医生,但我有社会责任感,我有匹夫之责(笑)。”

社交和大众媒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有效沟通渠道。

互联网的力量,还体现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均在医护人员关怀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包括阿里、字节跳动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为一线医务人员设立了健康保障金。

早在1月底,支付宝就推出了“健康保障金计划”。该计划指出,在国家卫健委公告认定的疫情期间,如医护人员在抗疫中感染,确诊后可获10万元保障金;如果不幸因病身故,可申请50万保障金。

“疫情期间我们优先把保障金这个项目做完。对于常态化的针对医护人员的保障产品,我们也在研究和考虑中。”支付宝相关人士对钛媒体表示。目前,已有160万医护人员免费领取了支付宝的保障资格,累计救助647位。

阿里也通过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从海内外直接采购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武汉及湖北的医院。

同期,字节跳动通过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人民币,成立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截至3月25日,该基金共为2819名医务工作者提供了资助。其中,2781名受感染医务人员获得每人10万元资助;38名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每个家庭获得100万元资助。

除此以外,腾讯微保也与丁香医生推出了医护保,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保障。

受伤后依然渴望回归一线的陶勇,给医学生们提出了恳切的建议:“希望你把医学当成你修行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你会看到光明。”

未来,陶勇终将回到临床一线。即使不得不面对伤害,医生这份职业的崇高感,并没有因为危难而消磨。而每一个可能成为患者的大众也已达成共识:医务人员应有免于被伤害的权利,“逆行”保卫他人生命的他们,更不该承受从背后射来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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