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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激水千层浪，起于微澜之间。

一夜之间，“地摊经济”火遍全国，总理为它点赞，股市为它疯狂，群众为它打call,从社会边缘跃至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成了中国的生机。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宣布，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列为今年文明城市考核内容;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亲自为地摊经济正名;6月3日，江西九江瑞昌市不少商贩接到城管电话，动员其到指定地点摆摊经营。

▲图：中国政府网

截至目前，已有成都、合肥、济南、长春等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狂热之下，却少有人冷静思考，当摆摊的重要性上升到政策高度，这通常意味着，当前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

若往前追溯，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地摊高峰，分别在80年代及90年代，正对应市场经济飞速增长期及国企员工下岗潮。

冥冥之中，历史再次走到相似的十字路口。受疫情影响，2020年失业率创下新高，外贸企业缩水严重，847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安置，还有千万农民工急需谋生。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地摊经济”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到重生的数次循环，尽管一度接近陨灭，却从未真正消失。

而这惊心动魄的40余年风云变幻，更像一个时代的变迁缩影。

01变革与管制下的“地摊发展史”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个体经济的逐渐复苏，“地摊文化”开始涌入市场经济浪潮。

何为“地摊”?经济学家万喆认为，“摊”主要是相对于“店”而言，地摊不见得非直接“铺”在地上，有些“店”其实亦摊亦店，所以，地摊基本就是一些个体商业“小户”或“散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地摊龙卷风很快吹遍全国。中国青年报在《个体户忧思》一文中的报道足以佐证：1978年，全国个体户仅有14万户，到1986年，这一数据飙升到1211万户，“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段子不胫而走。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街头

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990年初。中国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经济变化日新月异，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上下为之沸腾。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黑龙江。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绥芬河为沿边首批开放城市，地方民间贸易急剧升温。

5月，又发生了件轰动的“大新闻”。时任市长赵明非在贸易市场摆起了摊，声声吆喝下，摊位前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

▲赵明非

“市长摆摊”的消息传至千家万户，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无街不市，无巷不贩，又因毗邻边境，各类时髦物件层出不穷，往往未到开市，已是人头攒动。

1993年10月25日，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在市场摆摊卖书，掀起舆论热议;许昌职工夜市顺利开办，机关干部和在职职工利用夜晚时间“卖货”，生意竟异常火爆。

“地摊经济”持续升温，炙手可热。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辞职的人，超过了12万人，下海潮之中没辞职但办理“停薪留职”者则超过了1000万。(其中就有那位打响第一枪的赵市长)

在此阶段，“摆地摊”作为社会经济的必要补充，受到国家层面鼓励。城市管理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重要性远低于促进商业发展。

转折发生在1996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中国程城镇化率突破30%大关，正式进入快车道。

彼时恰逢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剧烈转型，全国约6000万城镇职工下岗失业，两股洪流碰撞，“摆地摊”成了没有出路的出路。

沿街为市，四处游走的地摊大军愈发壮观。与此同时，占道经营、产品质量、环境卫生、秩序混乱、影响市容等问题开始凸显，矛盾终于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战争”。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原4个中心城区之一，2010年裁撤，现为西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诞生。

200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全国有23个省的79个一、二线城市及3个直辖市开展城管执法试点。

“城管来了，快跑!”成了响彻云霄的噩梦口号，跑慢了不仅会被没收做生意的家当，还将面临罚钱拘留，全家温饱都受影响。

地摊小贩与城管执法人员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成了一道颇有“特色”的城市风景线，甚至屡屡酿成流血冲突。

2006年8月11日，在北京市中关村，由于三轮车被强行收缴，河北小贩崔英杰在下跪哀求无效的情况下，将手中水果刀挥向执法人员，致其重伤致死，崔英杰最终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2009年5月，夏俊峰和妻子因违法摆摊被沈阳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接受处罚时，因双方争执不下，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后又重伤一人，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

2013年7月，湖南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以无证经营为由，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肢体冲突，邓正加当场倒地死亡，涉事的4名城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年、4年、3年半。

一面是执法部门面临制度考评，一面是普罗大众需要谋生吃饭，导致红色悲剧源源不断发生。

时过境迁，“地摊出圈”的反转背后，是一场跨越过去的和解，也是再一次与未来相拥的重振旗鼓。

02无数人的命运因“摆摊”而改写

何帆在《变量》中说：“无论50、60、70后，都是经历了经济增长的“被挤上车的人”。这一代人穷怕了，时时刻刻会有忧患感;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体会到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由摊而店，由店而企，由企而强，一方地摊，成就命运分水岭。80年代初，逾800万年轻人返乡，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国家逐步放开“个体户”的限制，支持返乡青年做点小买卖，摆路边摊，或开杂货店。

1980年末，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取了中国首张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合法个体户，靠着在自家门口摆地摊卖日用品的小生意，章华妹成了早期的“万元户”之一，被视为新地摊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1982年5月，义乌摆摊妇女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门外，拦住了县委书记谢高华，倾诉自己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却屡遭工商人员驱逐的遭遇，希望书记解决问题。

顶着被罢免的压力，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小商小贩皆可在此自由交易。如火如荼的气氛下，市场开张不足3月，摊位就增加了一倍。

事态不断往更积极的一面发展。义乌一家濒临倒闭的针织厂，在摆摊几个月内，就将50万元的库存货销售一空，转亏为盈，等待裁撤的百名员工们保住了饭碗。

1982年8月2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诞生，谢高华将第一张营业执照发给了冯爱倩。

当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建设到第六代，这个最初一穷二白的小县城，早已涅槃为集中全球80%以上小商品的“世界超市”。

2019年义乌GDP高达1421.1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121元，超越北上广，一举夺魁，全市共有100名亿万富翁、5万名千万富翁，再不可同日而语。

9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下岗潮，让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遭受重创，无数家庭双双失业，只得走上街头摆摊。

如今声名在外的“锦州烧烤”，正是在此夹缝中应时而生。有个黑色幽默的插曲是，原本烧烤用的多是竹签或红柳枝，因为锦州大量自行车厂倒闭，车轮贴条被贱卖或丢弃，却在意外使用中被发现其导热性能更有优势，成为铁签鼻祖。

区区10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却有近2000家烤串店鳞次栉比。很多老店多由下岗再就业摆摊起家，靠着临街烤串，不仅养活了妻儿老小，也摆脱了时代困境。

▲图：纪录片《人生一串》

长期以来，摊贩们被打上“低素质人口”的标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和中伤，倘若翻开企业家们的创业史，就能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他们都曾摆过地摊。

1985年辍学后，15岁的蔡文胜开始了练摊生涯，并成功赚到第一桶金，为此后跻身为身价百亿的“投资大佬”打下坚实基础。

1988年，单亲母亲陶华碧不得不外出摆摊，补贴家用，在售卖米豆腐的过程中，她的辣椒酱风靡开来，生意越做越大，创下了享誉国内外的“老干妈”。

1991年，27岁的马云因创办的海博翻译社入不敷出，通过地摊卖货自救，不仅顺利解决了财务危机，也为马云创立阿里巴巴铺平了道路。

这份名单里的人物还有很长，柳传志、刘永行、鲁冠球、任正非、刘强东、杨国福等均做过“地摊党”。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看似处于底层的地摊经济里，饱含的是中国人的坚韧，中国人的勤劳，以及中国人的智慧。

03“重启地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马可·吐温说过：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对于民生而言，地摊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据《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带动3亿就业。

在全国率先喊出“地摊经济”的成都，两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人(要知道，成都在2019年全年新增就业仅为23万人。)

▲成都春熙路商圈附近的摊位，规范有序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高居世界第二，但触目惊心的贫困仍然存在，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仅有1000元，这部分人的生计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地摊带来的“负面弊端”不容忽视。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积极推动，更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和引领帮扶，这将是一项长期工程。

“堵”不如“疏”，“规范管理”和“赶尽杀绝”有着本质区别，一刀切的铁腕做法并不可取，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更是劳民伤财。

如2019年3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街面的商铺强制更换招牌，整齐划一的黑底白字，引发视觉冲击上极大的不适感，有网友直言充满“清明节气氛”，这样的创卫，反倒失尽人心。

▲丑的整整齐齐

一个城市是否真的文明，不只看它外表多么光鲜，而是看它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及是否真心为民众服务。

将“地摊重启”绝对地定义为进步或者退步，难免片面。时代本身就有局限性，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备受推崇，到上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又取而代之登上舞台，前后两者互相否定，但在当年都被“赞美”过。

恢复地摊不是施恩，而是回归常识，回归人性。总体来说，摊贩从非法走向合法，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其实利大于弊。

所以，这样的松绑绝不应是权宜之计，任何政策都需稳定性，若总在禁与放之间摇摆不定，将修复的伤口一再重新揭开，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冲突和问题。

我们都期待着，在下一个“后浪”时代，摆摊的故事被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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