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发展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在此背景下，拥有一个科技创新重镇的战略发展意义就显得至关重要。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而接下来的改革任务则同样艰巨。在那个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能不能做”是比“怎么做”更令人困扰的问题，于是试验、试点成了摸石头过河的第一步，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应时而生。

80年代的广东，开始造就乡镇企业的神话。1984年初，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民个人兴办或联户办各类企业，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为包括广东在内的广大地区注入了强大的发展活力，成千上万个特色乡镇企业分布在各个小城镇当中，或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或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构成了地区经济重要的一环。1984年后的几年里，广东的乡镇企业以每年30-40%的速度快速发展，到了1988年，全省乡镇企业数已超过115万个。 

改革还在继续。1992年，中国正式转入市场经济，所有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马上就要到来。这一年里，“下海”成了最时髦的词汇，高楼起，钱包鼓。“国退民进”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大量此前被国有企业所控制的领域如今被开放给民间资本，以换取更高的效率和更普遍的富裕。 

但即便是在这个黄金年代，也极少有人能意识到下一轮巨大的变革已蓄势待发，而它将在二十多年后与这些制造企业们携手，开创这片土地上另一个大时代的未来。

1996年春，一块写有“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巨型广告牌在北京中关村被立了起来，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幕。此后十五年里，中国互联网企业从无到有，成了那个最耀眼夺目的产业之一。

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二十年里，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温州的皮革厂、莆田的鞋厂，无数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极大地解放了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更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远销全世界，国民财富迅速积累；同属民营经济的互联网企业更是凭借时代东风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也让时代的风貌有了巨大变化。

然而，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民营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公司虽然同属民营经济，且都在1992-2012年的这段时间内高速发展，但由于业务模式、人才来源、理念等方面上的差异，二者之间并无太大交集，直到近十年来，局面渐渐发生了改变，二者的命运从此缠绕在一起。

互联网，新势力入场

如果说农业的核心是“生长”，工业的核心是“改造”，那么互联网的核心则是“创造”：从无实体的虚空中创造出价值。

由于业务形式、生产方式、组织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极高的成长速度、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当下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和以实体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企业有了非常大的区别，以至于出现了所谓“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行业”这样的区分叫法。

但21世纪后，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们在经历了世纪初的泡沫破灭后，反而逆势上扬，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巴巴、北京的百度，这些至今仍在自身领域独占鳌头的互联网巨头们均发家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BAT”的说法也在这时出现。

但历史从未有过真正的终局，PC互联网的格局初定，一个更为惊艳、市场更为广阔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接踵而至。2010年后，互联网全面从PC端向移动端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旧有势力在新场景的迁移，而是新旧更迭、新者倍出的新局面：有的PC时代的王者未能跟上脚步，逐渐没落；有的依靠新产品顺利完成两个时代的过渡，继续发展；但更多的则是原生于移动时代的新玩家们大放异彩：外卖领域的美团、出行领域的滴滴、短视频里的抖音快手，新兴的互联网巨头们开始拓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业务，甚至成为新时代的水电煤。

此时，互联网企业对于民生和经济的影响相较PC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吴晓波所言“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可以说，互联网代表了中国新经济前所未有的一轮高峰。

转型变革之路

在1992-2012的二十年里，中国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当中。制造业和供应链体系日趋完善，成了后来本土新消费品牌崛起的基石；互联网等新兴科技行业蒸蒸日上，这一次总算没有错失信息化浪潮。

但在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也逐渐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及地区发展不均等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日渐转型，实体行业生产力整体过剩，发展逐渐从追求效率转向追求质量，过往被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渐发酵、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间的争端和摩擦加剧，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传统企业也渐渐出现了发展瓶颈，从大批量大规模的快速生产，转向高质量高响应速度的“质造”成了传统企业们发展的新方向。

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在一次讲话中分析了中国to B型企业发展受困的原因：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在太快了，长期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增量市场当中，靠非常强大的市场红利驱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是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采用新方法新工具的。

当大水漫灌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没人愿意精耕细作。但这个模式在当下已经很难行得通了，当供需矛盾发生了变化，传统企业们不得不付出比以往高数倍的努力来经营一门苦生意。

隔壁的互联网其实也不好过，虽然凭借着流量和资本红利快速发展，诞生了诸如美团滴滴这样和线下传统行业结合创造新需求的公司，但随着线上红利殆尽，整个消费互联网在近两年都陷入了发展瓶颈期。

当蓝海成了红海、旧模式不再适应新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拓新的增长路径。

于是在传统实体行业需要数字化升级、提质增效，互联网大厂需要寻求新业务的背景下，一些大厂开始加大B端、产业互联网、SaaS的投入，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例如2018年阿里国际站宣布启动“数字化出海”计划，帮助中小出口企业开源节流，该计划包括一系列的数字化产品、工具和服务，围绕买卖双方从匹配到支付等全流程环节，对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全面数字化升级。

当消费互联网的下半场也已告一段落，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将B端业务作为下一个战场争夺，而良性的竞争往往能带来优质服务的迭代，这对实体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

疫情与新时代

2020年初，近十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内实体经济大受冲击。疫情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但某种意义上，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许多事物的发展路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企业个人，疫情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缓下脚步思考、变革、刮骨疗毒的机会。

我们看到了三件事：一是灾难面前，国家强大的决策动员能力。疫情出现后迅速采取措施，到2020年4月全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逐渐复工复产。二是居家抗疫的背景下，大量流量涌入线上，中视频、短视频、直播等线上业态在流量红利的催化下迅速发展。第三则是接住这波流量红利的互联网企业们，非常明智地将本次机遇分享给了线下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

如果没有疫情，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的结合很可能会再推迟几年。互联网公司们在这次疫情中的经济恢复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消费端上，电商与短视频平台依靠直播带货，帮助大量中小企业消化订单、恢复生产，一些地方贫困县甚至让村干部、县长来直播带货，助力脱贫事业。河南省光山县县长邱学明就常驻直播间带货，如今已直播超千场，将当地的鸭蛋、茶叶、鳖等农产品销往全国，销售额相较过去翻了数倍甚至十余倍。

2020年4月，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为恢复经济生产，国家提倡“地摊经济”，微信支付随即推出“全国小店烟火计划2.0”，为小店等个人收款码用户提供补贴和便利服务，助力小微商铺数字化升级，并宣布未来三年平台追加资金及资源投入100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推动供给端数字化升级。当下的制造业强调柔性生产、快速响应，但大量中小型制造业民企业缺乏相应的数字化管理能力，这就给了其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机会。例如去年11月，腾讯云联合企业微信共同召开“中小企业生态合作发布会”，推出“数字云企”行动，深入探索产业链生态，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目前腾讯云已有超过8000家合作伙伴，形成了超20个行业300多个解决方案。

另一个案例是腾讯云与TCL华星光电：腾讯云与合作伙伴协作，利用腾讯优图AI图像检测技术，导入国内面板业缺陷判别的首例人工智能项目，明显提高了准确率和生产效率，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类重复性工作招工难、效率低的问题。

助力大湾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全球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国内互联网公司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力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的粤港澳大湾区顺势而生。

与纽约、旧金山、东京这另外世界三大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主打产业科创湾区。科技生态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依托，这也就意味着，除了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需要重视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成果转化的市场能力、要素流动的创新能力等多元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湾区的科技、人才、企业、产业、资源拧成一股绳，高效整合，同向发力、共享发展，将是大湾区未来的破局之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提出要聚焦人工智能、健康医疗、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联网、能源新材料等港澳优势领域，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

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互联网公司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同样有着很大优势。例如当前世界的港口业面临着巨大挑战：疫情的不确定性、全球性的产业链重构、总体供需关系供过于求，都对港口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第一个5G绿色低碳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与腾讯、华为、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携手共建，打造以港口为核心的智慧生态圈，整合全球港口营运控制中心、单证中心、结算中心，搭建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等多个平台，延伸航运总部服务和船舶服务等功能。智能化改造后，妈湾港作业效率相比改造前大幅提升，碳排放量减少90%。

民生服务方面，互联网企业们亦不遑多让。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打造一个民生资源打通互联的利民生态圈，其中就包括港人来湾区可享受广东居民同等待遇、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等政策。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公司们可以也必将起到关键性作用，因为在日益数字化、信息化的当下，数字与网络即是民生最大的开展平台之一，大量民生民政行为都需要或可以通过网络来解决。

而除了直接面向C端的服务提供，互联网公司还可以通过协助民生部门提升数字化能力、助力消费产业发展等方式来发挥在民生领域中的作用。例如澳门自来水自2017年起便携手腾讯，以企业微信作为公司内部的移动办公应用，并自2019年起在企业微信工作台上搭建移动应用解决方案平台EAP，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而今年9月，阿里巴巴则在商务部、广东省政府等指导下承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街，92位淘宝主播持续直播20天，带来1300多万件商品，是迄今大湾区商家参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上活动，大大刺激了大湾区的消费经济。

今年12月初，由澳门科技总会主办的BEYOND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腾讯则作为合作伙伴之一以“科技向善、智慧湾区”为主题，围绕“智慧澳门”、“智慧产业”、“智慧医疗”，通过14个具体应用场景案例， 展示了腾讯助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输出。本次展出的案例除了体现“前沿性”，也更强调“务实性”，即从澳门本地产业和民生实际需求出发，每一个案例方案都已经成功落地或未来可在澳门“即插即用”，为澳门经济多元化提供有效助力。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与C端联系紧密者，天然有着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这不仅是他们自身业务的生存之道，也因其占据了大量关乎民生的领域，而必须做到“以民为本”。

数字化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业态，其本质是依赖于实体产业、帮助实体企业实现转型、提质增效的工具。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而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实体企业之间，一个缺“产业”，一个缺“互联网”，二者正好形成互补，即传统实体企业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供应链资源，互联网公司为传统实体企业带来科技人才、新方法论和数字平台支持。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如何盘活当地产业资源、如何借助互联网公司们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组织经验助力产业升级发展，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协调、探索的过程。长期来看，互联网公司在科技创新领域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并不会下降，互联网公司与传统企业、新型科技创新基地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帮扶，而是资源互补、产业融合语境下的协作，这既是自身长远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势所趋下的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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