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离岸家族信托再度引发关注。多位富豪、企业家设立的离岸家族信托出现“翻车”现象，导致重大法律与税务纠纷。

这些案例表明：信托并非绝对安全，在结构设计、控制权安排和法律合规上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信托被击穿”或资产损失。

针对离岸家族信托设立可能遇到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

现金信托和股权信托存在显著差异。

离岸家族信托是高净值人群常用的一种财富规划工具，通过将资产转移至设立在境外（如BVI、开曼、泽西岛、新加坡等）受托人名下，实现法律、税务、继承与资产保护等目标。

跨境服务机构TC GROUP创始合伙人陈东超表示，部分信托资金被非委托人或受益人提取的案例，很可能是设立在BVI的“股权信托”。

现金信托（Cash Trust）直接存放于受托人名下账户，资金流动需受托人同意，具有良好的资产隔离与合规性。

股权信托（Share Trust）则不同。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聂俊峰指出，这类信托的资产是委托人设立的离岸公司股权，若SPV公司董事仍由委托人或其家族成员担任，账户操作权未分离，可能在信托未规定代位机制的情形下导致资金被非授权代理人支取，违背信托目的。

例如，已故委托人的年长继承人可能绕过受托人，直接操作SPV公司资金，导致信托独立性存疑，存在“名为信托，实为自持”的法律风险。一旦发生诉讼或税务审查，信托保护功能可能失效。

就信托设立地点而言，聂俊峰认为，因早年信托法局限，中国香港不是离岸信托热门地。但2013年后，香港信托法允许信托无限期存在，增强受益人利益保障。

离岸家族信托具备税务优化作用，但必须合法合规。

对部分税务居民（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可以实现延期纳税与跨境税负优化；但美国税务居民使用离岸信托风险高，需特别设计，否则可能触发“Throwback Rule”和“CFC规则”而面临重税。

京华世家合伙人李南表示，若受益人是美国税务居民，委托人通常采取FGT（外国授予人信托），在委托人去世后转为FNGT（外国非授予人信托），若未及时调整结构，可能面临高额税负。

聂俊峰强调，委托人去世后若未及时调整结构，可能错过税务调整窗口期，实操中应制定备用架构以应对变化。

保留实际控制权是常见“雷区”。

近年来多个信托“翻车”案例，包括俏江南创始人张兰等，均因踩中保留实控权、忽略税务合规、资产来源不清、设置时机错误、信托条款不专业等问题。

陈东超指出，信托架构设计仅占10%成本，执行才是关键，包括是否严格遵循信托安排、管理是否合规、是否发生实际控制权混同等。

许多中国家庭对信托制度理解存在偏差，不愿真正放弃资产所有权。但在英美法系中，设立信托必须放弃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一些信托设立出于避债、避税等动机，偏离信托本质。张兰的案例即属此类，其信托结构最终未能有效保护资产。

张兰将俏江南股权放入BVI设立的离岸信托结构，但其同时为信托结构内控股公司的董事和账户控制人，法院认定其对资产具有实质控制权，裁定信托资产可被强制执行。

陈东超建议，法律体系与资产所在地应相匹配，境外信托控制境内资产风险大。境内资产（如人民币现金、房产）若被纳入境外信托架构，在法律适用、汇兑和控制执行上存在严重不匹配问题，容易导致信托安排失效。

最佳做法是“内外分离”，即境内资产由境内信托控制，境外资产由境外信托控制，确保法律体系与资产所在地匹配，增强信托合法性与可执行性。红筹公司除外，如小米、龙湖地产、阿里巴巴等境外上市企业，其创始人可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境外流通股股权。

聂俊峰强调，在中国50后、60后企业家步入暮年之际，科学理性、公益向善的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理念至关重要。核心在于科学看待家族信托和家族办公室，系统性设计传承架构，避免碎片化信息与零散决策导致信托“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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