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公共事件往往从论理演变为权力斗争，焦点逐渐偏离是非本身，转而成为谁声量更大、谁能代表国家或人民的较量。此次围绕西贝的争议正是如此，舆论纷繁复杂，涉及多方立场、利益和观念冲突。

人的思维常是先有结论再寻找支撑证据，这一过程类似AI的运算逻辑，也引发对人类思维方式本质的反思。然而，这些预先形成的结论究竟源于何处？若归因于观念差异，则现实中既有信奉资本主义者，也有坚持共产主义、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者，价值体系多元且矛盾。

当前网络语境中，个人主义倾向显著上升，强调关照内心、维护自身利益、建立主体性成为主流话语。各类讲师倡导“莫向外求”，公众对此亦有强烈需求。但在此背景下，部分人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真正出于内在信念，抑或是迎合某种身份定位的言说，值得追问。

有观点指责贾国龙作为资本家无权与消费者代表罗永浩公开争执，暗含其不应参与“人民”与“资本”的对抗。这种论调忽视了个体作为社会化存在的基本权利——个人是否有权维护自身利益？是否必须代表某一阶级或势力才能发声？这些问题未被充分讨论。

另有人将反对预制菜等同于反对工业文明进程，将消费权益议题升级为意识形态站队。原本关于产品透明度和服务质量的讨论，被迅速转化为支持或阻碍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此类转化反映出一种普遍倾向：以斗争替代说理，用利弊权衡取代是非判断。

韩寒曾在电影中调侃“成年人只讲利弊”，此语虽为段子，却揭示现实逻辑中的实然与应然分离。实然是行为选择，应然是价值判断。即使现实中人们未必遵守规范，也不能据此否定规范本身的存在意义。例如，即便有人酒后失序，也不能推导出该行为正当。

那些高举工业化、人民利益旗帜的人，未必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更多是以特定身份自居——或为企业代言，或自认代表民众。其出发点常非价值判断，而是立场预设。同样，批评此类现象者也不必然属于另一极端阵营。

有文章指责罗永浩损害预制菜产业及经济大局，认为其言论应对行业困境负责。然而，罗永浩最初仅因就餐体验不佳而表达不满，即便观点有误，这也是公民表达权的一部分。媒体、KOL或普通消费者并无义务优先考虑宏观影响，更无需承担稳定社会预期的责任。

在关注结果之前，应首先厘清权利边界。经济观察报曾提问：西贝是否有权调取并公开罗永浩的就餐记录与视频？这一关键问题却被广泛忽略。权利基础未明，后续讨论便易滑向情绪化对抗。

尽管如此，罗永浩号召网友介入争议的行为已超出维权范畴，进入权力斗争领域。原本可局限于产品评价的对话，再次演变为阵营对立。此类模式反复出现，值得警惕。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指出，20世纪被称为“宣传的世纪”并不夸张。一战期间，英国设立对敌宣传司；同期列宁通过报刊进行革命动员。中文“宣传”一词古已有之，本就蕴含斗争意味。将语言、思想作为斗争工具，实为近百年来的历史现象，并非天然属性。

思想与语言不应恒定被视为武器，斗争也不等于真理。过度依赖斗争逻辑，反而可能遮蔽问题本质。有人据此推断作者必属个人主义者，实则不然。作者明确反对“功利个人主义”，引用保罗·科利尔著作《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指出，当前社会困境并非因个人关怀不足，而恰因功利导向的个人主义泛滥所致。

窦文涛曾质疑：当下离婚率、失业率攀升，个体孤独感加剧，真是因人们不够爱自己吗？现实表明，问题不在自我关爱缺失，而在价值观动荡导致的行为失序。个人主义若仅服务于短期利益，便会削弱长期共识的形成能力。

书中分析特朗普为典型功利个人主义者：其政策难以对应特定群体利益，却明显满足个人诉求。苏格拉底将灵魂分为理性、欲望与激情，特朗普的行为多由激情驱动——即证明优于他人，具表演型人格特征。此类领袖若将激情放大至极致，可能走向独裁。

利益导向的个人主义加剧社会分裂。当个体缺乏稳定价值观时，利益判断随之频繁变动，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工作中常见原本利益一致者突然对立，根源在于价值观不稳固，进而无法践行长期主义。

作者反思自身行为：虽反对行业内互相攻讦，但仍曾在朋友圈批评同行张楠。起因在于后者撰文谴责企业家刘靖康团建撒钱，却此前对包凡持宽容态度。作者认为此举标准不一，源于价值观摇摆——代入投资者身份后便改变评判尺度，暴露话语角色的流动性。

作为职业写作者，应呈现稳定的理想作者形象，该形象或与个人利益不完全一致，但需符合专业操守。作者承认沟通方式不当构成人身攻击，就此道歉，但坚持主编立场不变：评论底线在于维护权利，标准在于保持宽容。

最后，作者重申歉意，承认以同事为案例欠妥，承诺后续内容将避免类似做法，专注于VC品牌史等主题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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