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登月探测到商业航天，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从未止步。

在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国星宇航自主研发的“零碳太空计算中心”获评年度十大精品首发成果。全球科技巨头正加速布局太空计算：美国Starcloud搭载英伟达H100与Gemini模型的试验星、欧盟“太空数据中心”计划、阿联酋Madari Space低轨算力网络相继推进。太空已成为AI时代算力竞争的新前沿。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AI模型规模扩张、地面数据中心能耗与带宽瓶颈凸显，以及对低延迟、高安全算力的需求。将计算任务“上天”，已成为全球科技力量的选择。

中国的太空计算布局已率先落地，并形成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应用的完整链条。但高昂的建设与运营成本、重复建设风险、内卷竞争和算力浪费等问题，仍是商业化路径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近期，太空计算成为全球科技企业竞逐的新高地。

11月2日，美国初创公司StarCloud发射搭载英伟达H100芯片与谷歌Gemini大模型的试验卫星，计划构建吉瓦级分布式数据中心，用于在轨AI计算。该项目获英伟达初创加速计划支持，被视为“太空版云计算”的重要试验。

欧盟将太空数据中心纳入“地平线”绿色转型战略，启动“太空数据中心计划”，目标是在太空中构建低碳算力集群，已完成可行性论证。

中东地区Madari Space计划在2026年前发射首个轨道数据中心，2028年前部署8000个太空节点，满足在轨处理原始卫星数据需求。

SpaceX计划在Starlink V3卫星中增加数据处理模块，以星链网络为基础搭建太空数据中心；谷歌推出“太阳捕手计划”，计划2027年发射搭载TPU芯片的原型卫星；亚马逊及蓝色起源创始人贝佐斯提出建设吉瓦级太空云计算中心构想。

全球“上星”潮背后，是AI时代对新型算力的迫切需求。

地面数据中心能耗、冷却与延迟问题突出，太空计算被视为下一代“绿色高密度算力平台”。高空环境低温、无尘且具备长期太阳能供给，为零碳计算提供天然条件；星地一体网络有望为低空经济、无人系统、深空探测等领域带来更低时延、更高安全性的计算能力。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科技委主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指出，这是“天基算力星座”的必然趋势——

“巨型星座的组网管理、星间协同和自主任务调度已进入AI驱动阶段。星上算力不是可选项，而是基础设施。”王建宇进一步解释，天基算力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星间协同与实时控制的刚需，巨型星座需实时避碰、任务规划，依赖地面站已无法满足；二是主权与安全延伸，敏感数据在轨脱密处理，规避跨境传输风险；三是灾害监测、军事侦察等场景的分钟级响应，星上AI预处理可压缩90%无效数据；四是遥感数据爆炸与带宽受限，单星日均数据500GB，仅5%能有效下传。

“把算力送入太空，是让卫星从‘数据采集器’变成‘智能终端’的关键一步。”王建宇表示。

目前在太空计算上，除了马斯克SpaceX与星链外，真正进入落地阶段的是中国。

国星宇航执行副总裁赵宏杰表示，公司于2024年11月启动“星算计划”，2025年5月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在轨集群算力达5POPS，具备支撑AI推理、遥感计算、低空经济等多领域需求的能力，进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此次获奖的“零碳太空计算中心”由国星宇航自研的2800颗计算卫星组网构成，将形成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与高速互联能力。首发星座已具备5POPS的全球最强太空算力，星间激光通信速率最大可达100Gbps，02组星座计划于2026年上半年发射，实现多维感知、更高算力、异轨互联和规模商用。

从实验验证到商业运营，太空计算的客户结构与付费逻辑逐步清晰。

对垂直行业AI企业而言，太空计算提供全球低延迟的模型推理环境，解决地面算力分布不均与时延问题；对科研机构而言，它是前沿算法验证与空间计算实验平台；对低空经济、数字消费等新兴行业，太空计算通过三维数字孪生数据与边缘计算能力支撑业务创新。

以国星宇航“零碳太空计算中心”为例，2025年9月与佳都科技旗下佳知慧行合作，将交通行业模型算法上星运行，验证了太空计算在地面AI应用中的商业价值。

中心自入轨投运以来，已为之江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提供在轨计算服务，支持空天信息与人工智能融合领域的前沿探索。

这也意味着太空计算的商业模式正从“卖算力”走向“卖服务”。

太空计算产业链涵盖上游卫星制造、通信设备、芯片模块及下游AI算法、地面接入终端、算力服务系统。该赛道具有明显重资产属性，资本回收周期长。

在王建宇看来，太空计算系统的关键软硬件技术包括：星载智能计算机、星间激光通信机、星载高速路由器、天基分布式操作系统和天基遥感大模型等。但从卫星基础角度看，功耗和散热是最大挑战。

“第一批算力星座卫星单星算力达744T，二期计划提升至10P，这一指标看似亮眼，但卫星上的能源供应和散热条件极为有限。”王建宇表示，新卫星不得不增大体积以保障算力需求并改善散热。

云岫资本合伙人兼产业科技组负责人宋旭文表示，当前商业航天的卡点仍在运力和卫星制造成本。已有机构通过可回收火箭、工业级器件、高度集成设计等方式降低成本。

太空计算下一步瓶颈在于大规模验证计算平台在特殊太空环境下的可靠性，并逐步降低成本（传统抗辐照器件在大规模计算框架下性价比较低）；同时需实现多节点协同计算，解决太空通信协议统一问题。相较而言，模型与应用确定性较高，地面端进步使边际成本快速下降。

“因此我们比较看好，从核心设备到大规模计算平台上能够有完整设计研发能力，有明确可靠性突破方向和降本路径的厂商。投资机会短期出现在制造端。算力服务的爆发要依赖基础设施成熟和规模效应，因此会相对靠后。”宋旭文说。

宋旭文进一步表示，太空算力的优越性目前受限于平台可靠性和制造、发射、运行链条的规模效应，尚不能解决地面端绝大部分计算需求。一旦基础设施成熟，该赛道将迎来真正爆发。

然而，在“上星潮”高涨的背后，中国太空计算产业仍面临“星座规划多、落地比例低”的结构性挑战。

王建宇列举数据：我国公布的卫星星座计划超过100个，总规划数量逾6万颗，实际发射比例仅为1.19%，“发射的卫星发挥预期效益欠佳”。

“因此，如何协调发射能力、制造产能与轨道资源管理，已成为制约星座发展落地的核心问题。”王建宇表示，随着星箭产能提升与技术迭代，亟需加快打通卫星应用场景与商业化落地路径，实现‘星有其用’，推动星座价值真正落地。

王建宇指出，当前太空计算发展受多重因素掣肘：可重复使用火箭商业化仍处试验阶段，卫星产能有限、单星成本较高；在轨处理与星间协同能力尚处起步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壁垒明显，单星功能单一、研制周期较长；民营航天企业审批周期长，频率与轨道资源分配尚未完全市场化；行业内缺乏兼具商业思维与工程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专业教育体系与新兴领域衔接不足。

尽管挑战存在，业内仍普遍保持乐观态度。

赵宏杰认为，太空计算面临初始投入高、周期长等问题，但随着航天工业化水平提升，其长期综合优势将日益凸显。未来，随着AI增材制造等卫星制造技术进步，以及商业火箭发射成本快速下降，“我们有望在‘十五五’期间迎来太空计算的成本拐点，推动这一领域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目前，国星宇航正牵头推进“02组太空计算星座”建设，联合星遥光宇、星移联信、京济通信、中雷电科等企业协同推进，12颗卫星已进入研制阶段，计划2026年上半年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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