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19日，巴塞罗那的春日还带着一丝寒意，圣家堂的第一块基石在瓜尔迪亚夫河附近的空地上埋下。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座教堂会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工程奇迹。
1883年，年仅31岁的建筑师安东尼·高迪接手设计圣家堂，从此将自己的余生与这座建筑牢牢绑定。
高迪对圣家堂的愿景，从来不仅仅是一座教堂。他要让石头说话，让建筑成为自然与信仰的对话：外墙每一块石材的弧度模仿树干的生长、海浪的起伏，内部立柱如森林中的树干般向上分叉；顶部的彩色玻璃透过阳光，会在地面投下如彩虹般的光影……
为了实现这个愿景，高迪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住在教堂工地旁的小屋里，每天带着草图和量尺在脚手架上攀爬，甚至会亲自去采石场挑选石材。这种对完美的执着，让圣家堂的建设进度异常缓慢——到1926年7月26日，高迪突然被叮当车撞倒去世时，教堂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最核心的耶稣塔连地基都没打完。
高迪的离世让圣家堂陷入第一次危机。他留下的设计草图大多是零散的手绘稿，有些甚至画在餐巾纸上，许多细节只有他自己能看懂。加之西班牙内战爆发，工地被战火波及，部分图纸和模型被毁，建设一度停滞。
但高迪早已种下长期主义的种子——他采用模块化设计，将教堂拆解为一个个可独立推进的部分，并为每一部分预留了适配未来技术的空间；他还成立了圣家堂建设委员会，规定建设资金仅来自门票和捐赠，不依赖政府或教会拨款，确保项目能按自己的节奏生长。
此后的近百年里，一代又一代建筑师、工匠接过了高迪的接力棒：20世纪50年代，他们用混凝土技术复刻高迪设计的曲线；90年代，数字3D建模技术让残缺的草图变成了精确的施工方案；近年来，无人机测绘、3D打印构件进一步加速了建设——计划在高迪逝世100周年时完成封顶。
如今，这一目标已近在咫尺。到2026年，当最后一根钢构件架装上耶稣塔的顶端时，这座跨越144年的建筑将终于迎来阶段性完工的时刻。
跨越三个世纪的圣家堂，本身就是乐观主义精神的具象化——发起一项无法在个人生命周期内完成的事业，让梦想在代代相传中持续生长。
凯文·凯利推崇这种长期主义的项目。今年10月初，他与中国合作者推广新书《2049》，在密集交流中深化对未来二十五年的思考。
讨论逐步形成一个重要思考框架——需要不断校准对技术发展、中美博弈、人与AI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知，并有两个观点清晰浮现。
第一，为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更要保持乐观？圣家堂就是最佳答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真正的创造，都是乐观者留下的建树。
第二，关于如何在AI时代践行长期主义。凯利提出“公共智能”（Public intelligence）概念，认为这将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各国探索“主权智能”（sovereign intelligence）、担心AI被少数人垄断的当下，公共智能的核心特点是超越特定机构控制，对公众完全开放，更像一种“公共资源”（public commons）——全民皆可参与并将普惠于众的众包行为。
选择乐观并拥抱长期主义，是对AI狂飙时代的基本态度。
在不确定的时代，需要放飞想象力。乐观不是凭空而来的情绪，而是看清现实后依然相信未来有更多可能性的清醒。在AI技术飞速迭代、争议与焦虑并存的当下，这种乐观更像是一种需主动培育的能力。
在畅想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首先承认我们关于未来的很多想法大概率是错的。但这恰是保持乐观的起点。当进入需主动探索的阶段，就必须学会想象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敢于挑战固有认知。
乐观需要灵活的思考能力，不拘泥执念，不认为未来只有一两种可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知识界普遍焦虑日本将超越美国，很少有人相信后来真正并驾齐驱的是中国。这种集体性认知局限，正是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所致。
《2049》中设想中 美在AI领域存在合作未来，“中 美国”应是开创式创新与持续迭代的互补组合。这一想法被质疑过于乐观甚至天真，但这种“天真”恰是对未来保持想象力的证明。过去几年，“修昔底德陷阱”讨论让精英陷入思维定式，认定中 美在AI领域必然对抗，反而忽略应对气候变暖、技术协作等全人类共同挑战。
围绕AI发展的未来，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索：AI是否有泡沫？未来主要方向是什么？AI将对就业带来哪些影响？
当英伟达市值在十月底超过5万亿美元时，很多人开始质疑是否正贴近AI泡沫临界点。高科技企业在塑造未来中的影响力快速上升，人们也担忧生成式AI制造大量平庸内容。但凯利认为，“垃圾”（junk）与资产泡沫都是必需品，是创造美好事物的基础，正因它们存在，才让真正价值脱颖而出。
构建对未来的投资判断，无论AI泡沫多严重，从中长期看，一个“电气化”（electrification）的未来是确定的。未来的AI如同“电”一样无处不在——大学生撰写学期论文所消耗的电力相当于微波炉工作三分钟；新建AI数据中心能耗可能相当于两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分析AI对就业的影响，全球面临两个层面挑战：一是白领工作的重塑，二是大学生就业困难，尤其一些原本热门专业的“爆冷”——如计算机行业意外低迷，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教育和专业设置。互联网时代起，技术进步带来的一直是权力、生产力和影响力的集中，而这一波AI冲击最猛烈的恰恰是白领阶层。高科技公司市值屡创新高的同时，也出现大幅裁员。程序员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替代者，仿佛亲手创造出埋葬自己工作的技术。
这时仍需保持乐观，发挥想象力：未来挑战之一是如何让工作对每个人变得更有趣。需想象一种新可能性：AI如何在企业中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力。
AI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帮助拓宽可能性的伙伴。我们常说“生不逢时”，说的是才华出众者因缺乏合适工具而埋没想法。钢琴发明前，即便有莫扎特天赋也无法施展；达·芬奇构思直升机却因技术缺失只能停留在纸上。AI正在改变这种遗憾。它被定义为“异生智能”（Artificial Aliens），是能帮人类突破自身局限、解决复杂难题的协作帮手，让超前于时代的想法落地，让小众才华被看见，“生不逢时”逐渐成为过去式。
当AI接手越来越多事务性工作时，有人担心创造力会被取代。但事实上，AI正在开启一个创造力爆棚的时代。它不是来替代人类创意，而是解放双手与时间，让我们更专注于需要想象力与温度的创造。
技术进化规律为创造力提供肥沃土壤。它总是从通用向专业演进，推动不同领域相互依赖，构建完整生态圈。工业革命未停留于通用机器发明，而是催生纺织、机械、化工等专业工具；AI也将如此。未来的AI智能体（Agents）将更加智能化、场景化，不再是泛泛通用工具，而是精准匹配行业需求的专业助手。医疗AI能辅助医生诊断；教育AI能定制学习方案；设计AI能生成创意素材——这种专业化进化，正是各领域创造力被精准赋能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技术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合并性”（combinational）——跨界融合能力。许多伟大创新本质是将原本分散的知识领域重新组合。灯泡发明是典型例子：上千人有过类似想法，上百人尝试制作，十几人做出原型，但最终只有爱迪生成功商业化。因为他不仅懂电学，还懂制造、市场与运营，能把从科学到技术、从制造到商业化的整条路径串联起来。技术创新像漏斗，从想法到尝试，从原型到落地，需要多元技能整合。AI正在降低这一整合门槛——它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工程原理，帮工程师捕捉艺术审美，帮创业者分析市场趋势，让跨界创新不再是少数人专利。
AI带来的赋能不仅体现在为每个人提供跨界融合工具，还可节省时间。当AI把人类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应将更多精力用于“无目的”的时间，而这种时间恰是创造力源泉。
凯利认为，艺术本质上是“酷炫却无用”（cool but useless）的东西，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玩耍，是没有明确目的的探索。物质匮乏、工具匮乏时代，艺术是少数人才能创作的稀缺品。AI正在改变这一点，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因为超越功利主义的“玩耍”，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缪斯（Muse）。高迪设计圣家堂时花大量时间观察自然，从树干生长、海浪起伏汲取灵感；达·芬奇绘画之余研究解剖与物理，这些看似无用探索，最终都成创作中最珍贵养分。
凯恩斯1930年预测：100年后，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将使人类物质财富极为丰富，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15小时。我们曾多次嘲讽凯恩斯“误判”——国内盛行996，美国白领也未因物质提升减少工时。
但AI可能彻底改变这一切。当AI助理能高效完成大多数事务性工作与信息对齐工作时，未来一周工作四天甚至三天有望成为主流。这意味着知识工作者将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这些时间不是用来消磨，而是用于探索兴趣、发展爱好、尝试“只是因为喜欢”的项目。在那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回答关键问题：你最喜欢玩啥？ 那些由自驱力推动、纯粹为乐趣而做的事，往往蕴含最有价值的创造力。
这正是预测AI狂飙时代将是创造力爆棚时代（The Age of Creativity）的原因——既是可能，也是必须。“可能”是因为AI赋能下我们将拥有前所未有闲暇；AI是效率机器，可更高效完成已能胜任事务。“必须”是因为未来人类真正该聚焦的，正是那些低效的、未曾尝试的、充满试错与冒险的事务。持续创新终究源于非功利性投入——去玩耍、去探索、去浪费时间，才是通向未来之道。
在拥抱创造力的同时，也需理性看待AI局限及人机协作机制。
首先，仅靠自下而上的模型训练不够，人在其中必须扮演引导者角色。就像群体行为虽可依赖自发碰撞，但面对复杂问题仍需指明方向。AI模型训练也是如此，必须先打下扎实基础，如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再引导其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知识。这种“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结合，才可能让AI能力更贴合人类需求。
其次，当下AI仍存在“书本智慧”（book smart）与“街头智慧”（street smart）之间的鸿沟。大语言模型通过阅读人类语言学习，像掌握海量知识的博士生，但缺乏现实世界经验。很多场景下，如同餐厅老板面对一群博士生——不知如何分配工作。AI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知识有效应用于真实世界。以企业管理和技术迭代为例，管理者和工程师掌握大量“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流程知识”（process knowledge），这些必须通过实践积累，也正是人类创造力的核心来源。因此，人机协作本质是用人类街头智慧弥补AI书本智慧，让创意既有逻辑也有温度。
最后，还需思考两个关键问题：如何让AI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如何划定责任边界？目前大模型并非实时更新，迭代频次不高，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现实环境。而人类是在持续学习中成长的，如何让AI也拥有“成长性”，将成为下一阶段发展重要议题。
此外，雇佣人类与使用机器存在本质差异：人类不仅能完成任务，还能承担责任、持续学习，而AI至今只能完成任务，尚不具备责任意识。例如L2+级自动驾驶系统虽能在许多场景下替代人类驾驶，但一旦发生事故，责任主体仍是人类。这种责任归属差异，也决定了在创造力领域，人类仍将是不可替代的主导者。
回望圣家堂建设历程，从高迪接手到如今即将封顶，近140年里，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接过前人工具，用不同时代技术推进同一项事业。
但这种代际相传的伟大工程，也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它提醒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任何杰出设计师。高迪的创意是流动的、持续演变的。若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忠实还原”其构想，反而可能留下死板僵硬结果。高迪亲手创作的高塔充满秩序与混乱张力；而后人依赖数字建模技术建造的高塔则显得过于平滑、缺乏生气。
其次，“超前”只是相对概念。高迪曾被视为走在时代前沿的艺术理念，在今天，尤其对习惯CGI电影场景的观众而言，已不再那么“超前”，甚至略显繁复。
最后，社会语境变化常带来出乎意料后果。作为虔诚天主教徒，高迪希望圣家堂成为教徒仰望的精神中心。然而时移世易，如今加泰罗尼亚自称信徒者不足10%。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已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市中心面临住房紧缺，许多本地居民叫苦不迭，因不少房屋被改造成Airbnb出租，成为“躺赚”工具。这场旅游大戏的核心舞台正是圣家堂，其每年门票收入超1亿欧元——这一切恐怕也是高迪难以想象的。
乐观的本质，是理解变化，并包容那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因为AI即将带来的改变，只会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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