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信托公司收到《资产服务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信托公司运用信托财产开展投资行为时，不得由委托人或其指定第三方自行负责尽职调查或投资运作，不得由其下达投资指令或提供具体标的资产等实质性投资建议。

该规定被视为信托三分类改革的延续。2023年3月，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将信托业务划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25个品种，旨在厘清业务边界、解决角色定位冲突与服务内涵模糊问题。监管框架持续完善，从2018年资管新规确立统一标准，到2025年1月《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强化全流程监管，叠加《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监管链条日趋严密。

监管初衷在于整治通道业务乱象及“名义信托、实质信贷”套利行为。2026年4月，北京金融监管局对华鑫信托开出720万元罚单，事由包括“协助保险资金变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属跨行业监管套利典型，印证当前整治重点。

京华世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聂俊峰指出，拟设条款意在推动信托公司回归忠实、谨慎、信息披露等受信义务，防范“伪家族信托”与“盖章通道”现象，保障信托财产独立性与风险隔离功能。但其同时强调，受托人是否尽责，不取决于是否“亲自决策”，而在于是否坚守独立审查、风险否决、分配权独立及受益人保护等法定底线。

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面临显著影响。目前主流模式为高净值客户作为委托人，指定本行私人银行团队以第三方投顾身份设立家族信托——因银行无信托牌照。业内担忧若禁令落地，银行将仅保留客户引荐职能，丧失投顾主导权与展业动力；而信托公司获客能力薄弱，依赖银行渠道，生态或将重构。

聂俊峰认为，委托人指定投顾系《民法典》自愿原则与《信托法》“按照委托人意愿”精神的体现，属不可剥夺私法权利。企业家等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核心诉求在于资产隔离、传承规划、税务安排与后代保护，而非让渡投资决策权。强制剥夺其指定权，实为对财产处置自由的强制让渡。

民商法专家杨祥指出，信托本源在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服务能力，核心竞争力未必在投资端。多数信托公司尚不具备承接高净值客户全类别、个性化资产配置的专业能力与经验，难以担起万亿级存量与增量财富的投资管理责任。自主选择权受限或致部分客户放缓境内家族信托设立节奏，甚至转向海外架构，影响境内财富传承业务发展。

业内提出疏堵结合方案：建议监管明确分离投资权与分配权，允许委托人保留投资方向权并指定外部投顾，但分配决策权（向谁分、分多少、何时分）必须由受托人独立行使；参照新加坡判例逻辑，击穿信托的风险源于实际控制与受益权未放弃，而非保留投资权本身。

杨祥建议，在《资产服务信托管理办法》中同步建立投顾资质门槛，要求具备基金业协会投顾资格，禁止将家族信托资产配置至本机构或关联方产品超50%，并强制披露利益冲突及获委托人书面确认。业内人士普遍主张，允许持牌私人银行、券商及备案独立家族办公室担任投顾，明确投顾负责建议、受托人负责监督执行的权责边界，实现过错追责、各司其职。

聂俊峰还建议做实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专营机构牌照，赋予其开展服务类信托业务资质。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应通过子公司形式拓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包括尽快设立或收购信托公司。当前信托牌照长期严控，多年未新批内资牌照，若放开准入，或将重塑行业格局，加剧头部马太效应。

《办法》亦明确，信托公司须提升信托财产运用专业化管理水平，配备与之匹配的专业人员、制度机制及风险管控能力。多位信托从业人士坦言，当前业务重心已转向财富管理，征求意见稿客观上加大了展业难度与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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