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连发多条微博，批评小红书“非常非常烂”，指其价值观和盈利模式“非常有毒”，并集中质疑平台算法、评价体系及momo匿名账号机制。他称小红书算法“专门把坏的往前推”，表示不会采信平台上关于追觅产品的任何评论，并质问momo账号大量发布不实信息时平台是否在“鼓励作恶”。事件发生后，追觅与小红书均未作出官方回应。

俞浩的指控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算法推荐机制偏向负面内容；二是用户评价系统缺乏可信度；三是momo匿名账号泛滥助长失实传播。据小红书官方披露，其推荐流量依赖CES评分体系，该体系以关注、点赞、收藏、评论、分享五类互动数据加权计算笔记得分，其中评论与分享属高门槛指标，权重更高。由于争议性、情绪化内容更易引发高互动，算法客观上可能放大负面声量，但并无证据表明平台存在定向推送差评的设计逻辑。多位从业者指出，品牌在小红书的搜索结果中，客观中立内容仍居多数，俞浩所描述现象或属个案，不足以支撑“专门推坏”的结论。

关于评价可信度，小红书对批量重复好评或差评具备识别与处置能力，水军管控并非形同虚设；但虚假种草与恶意避雷现象确实存在。此前有摄影馆、旅拍机构等商家公开控诉因小红书恶意避雷帖导致订单锐减、定金退单，虽经法律途径维权成功，但舆情发酵周期远短于司法处理周期，造成实质性经营损失。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圣律师指出，若平台明知高互动内容易含不实信息却未作算法矫正，且对品牌方有效通知置之不理，则可能被认定为“应知”，需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momo账号，其本质为微信授权登录用户默认生成的昵称与头像组合，并非平台刻意设置的匿名机制。该命名源于系统初始设定，后演化为社区文化符号。尽管momo身份客观上降低部分用户发言心理门槛，但依据“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所有账号发布内容均依法可追溯，用户须自负法律责任。将momo机制直接等同于“鼓励作恶”，存在概念混淆。

追觅与小红书矛盾由来已久。2025年6月，追觅法务部曾声明遭遇万篇不实负面信息攻击，点名小红书为首发及传播主阵地；同年8月，俞浩开通小红书账号并频繁互动；2026年1月，其发文测试平台内容容忍边界；3月，“廉洁追觅”再发声明称遭多平台有组织水军攻击。公开信息显示，追觅确有真实维权诉求，但其行为亦具明显传播策略特征：4月26日微博开火次日，追觅即在美国启动以“DREAME NEXT”为主题的硅谷发布会周，系中国企业首次在硅谷主办发布会周。俞浩在相关微博中同步提及该活动，印证时间选择具有主动关联性。

追觅当前业务已拓展至汽车、手机、AI家电及个人穿戴设备等领域，处于品牌升级关键期。其仍维持小红书官方账号超10万粉丝、俞浩个人号超9万粉丝，并持续开展直播带货。这种一边批判平台、一边深度运营的双重姿态，反映其诉求兼具维权刚性与传播必要性。但此类高冲突性传播亦带来风险：舆论焦点集中于平台之争而非产品技术，流量转化效率存疑；长期高频使用类似话术，可能削弱用户对品牌主张的信任基础。

小红书方面保持沉默，但其所面临治理困境真实存在。2026年1月，平台上线《社区公约2.0》，强化对制造对立内容的约束；2025年以来亦加大虚假内容处置力度。然而MCN机构负责人指出，平台对机器水军打击有力，但对真人账号模仿真实口吻发布的恶意差评识别难度大，尤其当用户附有真实消费凭证时，审核更趋审慎。这一两难源于其商业模式内生张力：社区公信力建立在UGC真实性之上，而商业化又使“种草”与“避雷”均可被操作。一旦二者皆可交易，用户对满屏好评与全网差评同时产生怀疑，平台信任基座便被动摇。

法律层面，平台不承担所有内容的事前审核义务，但负有合理治理责任。李圣律师强调，若长期对有效投诉不响应、对明显违规内容放任传播，可能被监管部门认定为未尽管理义务，面临约谈、整改、行政处罚乃至民事连带责任。俞浩此次发声虽具情绪化色彩与传播意图，但其所指向的算法透明度不足、维权响应滞后、匿名机制权责模糊等问题，确属小红书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的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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