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走单骑》,世界遗产里的人和事 | 专访

作者 / 郑容和

运营 / 小饼干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世界遗产名录》里登记在册的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6处。2022年8月16日更新的《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有62个项目被列入其中,分布于中国28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在收官期上线前,《万里走单骑3》(以下简称《万里3》)的豆瓣评分升到了8.1,这个讲述世界遗产故事的节目,已经行至三年。

这三年,我们跟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和“万里少年团”的步伐,从耳熟能详的西湖、鼓浪屿、福州土楼走到了景迈山茶林;在三星堆及金沙遗址了解文物顶流——三星堆文物背后的故事;在高温的高昌故城徒步,在带着冬日凉意的澳门“巡查”……不要说教,不是旅游风光片,用轻盈的姿态,去触碰沉重的历史,就那么散着步,聊着天,让世界遗产与当下日常生活自然地链接。

就像罗伯特·麦基关于《故事》的论述,一部戏可以看作是一个大“戏剧性动作”的完成,其中又包含着诸多小的“戏剧性动作”,为整个戏剧动作的实现提供支撑。《万里走单骑》在文化综艺热潮下诞生了第一季,到逐渐锚定节目内核,沉稳地航行在时代变迁中的第三季,他们在超过三十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穿梭,持续地探寻关于守护和传承的故事。

是什么让他们抱着做学术的心态坚持在啃文化综艺这块硬骨头?这个节目制作前后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我们采访了《万里走单骑3》的主创团队——总导演张龙以及北京国闻文化总经理、节目出品人赵振鹏。

那块白头巾

去往高昌故城的车上,张龙看徐东良早早就给自己包上了一块白色的头巾。两手空空的他看着那块陕北人民画报里常见的头巾,很是疑惑,“这是干嘛用的?”徐东良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你等会就知道了”。

确实,张龙很快就知道。

夏日的吐鲁番,就像一块烤得炙热的礁石,晌午的地表温度直逼70摄氏度。好巧不巧,当日景区电动车损坏,无法使用,5公里的路程,只能徒步参观。微胖的徐东良显然很有经验,他一进景区,就将头上的白色头巾浸湿,盖在脑袋上,保持住了局部的凉爽。

那是《万里》团队勘景之后第二次进入高昌故城。

张龙跟在徐东良身后,大家行走在高昌故城里,烈日当空,周围风貌荒凉,几乎没有一丝遮挡,横跨古今的穿越感扑面而来。他看向顶着白头巾,满身大汗却依然神采奕奕的徐东良,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期节目的抓手。

《万里》做了三年,三季,三十多处文化遗产。第一季的输出目标侧重在科普,“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到了第二季我们想要呈现出每个世界遗产最精彩的那个部分。”

就像一个养成游戏,《万里》用两季的节目,完成了一个渐进输出的过程。

到了第三季,《万里3》的团队依然坚持“综艺表达”的路线,用大众接受度更高的方式来呈现,这就要求背后有更强的价值逻辑和更好的故事体系来支持。

用坎儿井举例,如同唐九洲在节目里说的,“我们都是生活在自来水时代的人”,通过坎儿井这个世界遗产,让观众接收到“节约用水”“饮水思源”这个信息,并不难。但要让观众都理解到,在这片紧挨着戈壁与沙漠的土地上,过去,坎儿井是如何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龙前后去了三次吐鲁番,勘景之后,团队第二次进入吐鲁番进行更详细的拍摄梳理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现象,村子里的人们总是围绕着坎儿井,乘凉、聊天、交流。“我们之间语言并不相通,但那个场景,让我瞬间想起了小时候村头的商店,大槐树底下的爷爷奶奶们”。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穿越空间和时间的,无论你身处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还是吐鲁番的坎儿井旁,又或者是福州的三坊七巷。身处一个乡土“褪色”的时代,坎儿井又何尝不是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

“其实就是社群关系,后来在单院长的著作里,也发现了类似的描述,突然间就找到了那个核心想表达的东西——我们保护坎儿井是为了保护什么?”

在这个设问里,张龙和创作团队清楚地意识到,《万里3》到了一个新的、得“更具体”的阶段了——得把人的要素发挥出来。“只有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平凡个体塑造得更加完善,带给观众的情感浓度和共鸣也就更加强烈。”

好比那片如今只剩下不太健全建筑的高昌故城。

在难以抵抗的历史动荡里,高昌故城曾是晋时的戊己校尉治所,是南北朝至唐时的高昌郡和高昌政权驻地,唐时它还有个动听的名字——西州。公元14世纪,在战火毁坏下,高昌城逐渐被废弃,如今的高昌故城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

但我们绝不能,也绝不应该仅用“观光”的认知去观看它们,应该看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隐藏着的逝去辉煌和苦难。

导演张龙

更应该看到,岁月变迁世事流变,但对每一块的“残垣断壁”都如数家珍的徐东良在,单霁翔也在。正是无数个他们,带着“我要把它们救回来”的决心,才能让这些看起来高冷的世界遗产,在历史的长河里,始终熠熠生辉。

“人其实才是这些世界遗产的核心。”

用“做学术”的姿态做节目

从决定要做世界遗产节目开始,赵振鹏就清楚地知道,这个赛道有门槛,“覆盖的面是小的,它对于受众群要求很高”。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令这一批核心受众满意的情况下,吸引更多更年轻人群的问题。

出品人赵振鹏

那时,还在做商业品牌客户服务的国闻文化刚刚启动中国一汽红旗品牌与故宫博物院的跨界合作服务。传统文化集大成者,遇上国产民族品牌,市场热烈的反馈无不反映着文化赛道的机会点。

一方面,基于对市场趋势的预判甚至是政策的预判,国风国潮趋热;另一方面,“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概念冷门又特别,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会混淆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只有文博界或者叫做世界遗产和维护管理部门的人才能很好地解释清楚,更不用说多广泛意义的人群了。”

概念是模糊的,但场景却是具体的,“它是故宫,它是敦煌,它是周口店遗址,它还是西湖……”

所以即便难点摆在眼前,他们还是卯着劲儿,一头扎了进去。

此后三年,《万里》的主创团队,就像一群研究生跟着院长做课题研究。创作团队里有考古学博士也有历史学博士,就连编剧们日常书单也总是跟着节目的渐进而逐步变化。从单霁翔的《人居北京-唤醒工业遗产》,拍长城就读《长城踞北》,到新疆就研读《玄奘西游记》,流连福州古厝就更新成了《古厝留声机》。

耗费3-4月才能完成的前期案头工作,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要求是极高的。但这对做历史穿越节目《咱们穿越吧》出身的张龙来说,倒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那一档定位为历史体验真人秀的节目,是张龙职业生涯的第一档户外真人秀,内容涉及大量的历史场景还原。

“后来跟严敏导演做《德云斗笑社》,也是要研究相声文化和形式。从15年到现在,从户外真人秀,到《万里》,我们的核心主创是没有变过的。”于是,这种严谨探索求知的风格始终蔓延在节目里。

当然也有限制,毕竟,文化节目总是容易被赋予更高的期待,也就难以避免地带来了更重的包袱。

为了平衡这样的认知,《万里》配备了专家组,每一季的交流会综合起来都堪比学术专题会议,“我们创作者,非专业人士,缺乏完整的历史观,或者遗产保护的世界观,又有一些做节目的惯性思维,容易跑偏。”

张龙告诉我们,专家团的把关,从剧本一直贯彻到最后成片拍摄以及剪辑。几乎每一期节目的选题、大纲以及剧本阶段,节目组都会严谨地寻求专家团的深度参与。

严谨的另一面,却不是严肃。

“坎儿井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炮(澳门圣保罗炮台的防御炮)能打多远?”

严谨的《万里》,恰恰不畏惧这样的“小学生”提问,“在世界遗产携带的宏大历史背景里,在如单霁翔院长一样植根于文化守护人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

这就对嘉宾选择提出了不高但也不低的要求:“要好奇,要有表达能力,同时也得敢于表达。”他们得代表知之甚少的万千观众,在一众权威专业人士面前,勇敢地问出那些看似简单,却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问出来是不是丢脸?嘉宾举手提问的纠结过程与节目组对世界遗产的厚重与综艺娱乐表达之间的权衡,达成了一种微妙的相似。张龙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自我解绑”,用一种更轻盈的姿态,更有弹性的态度,才能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世界遗产的传承,不能用高岭之花的思维一味固守,在保留核心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发挥综艺节目的特质和属性,进行更贴近广泛大众的叙事重塑与建构,才能让世界遗产活起来。就像故宫文创,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关乎这一届年轻人文化审美和文化认同的价值选择。

“面对世界遗产这样的命题,知识和娱乐,观众都想要,我们也都想给。但是还是需要特别警惕,避免变成大杂烩,宝山空回。”

取舍和留白

本季的12个世界遗产地,是在20个选题里筛选出来的。它们类型不一,但依然综合了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工业遗产等等类型,也综合了不同阶段的世界遗产项目。

新疆是去之前就定好需要两期的容量来讲解的,张龙调侃,“物理距离这么远,做两期才划算嘛”,但澳门却是勘景踩点之后才定下的两期内容量。

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新疆地大物博,众所周知,澳门比浦东机场还小的段子也热闹地在互联网发散,“澳门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历史城区的世界遗产,另外一个是正在申遗当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们代表着澳门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状态,所以单院长和专家们都认同可以分开两条线来描述。”

丰富当然是好事,但怎么把那些本就没有主次之分的世界遗产排列顺序,又是一个大难题。纪录片也好,综艺也罢,好的内容本质还是创作。选择什么样的人,怎么讲故事,问什么问题,留下哪些场景,都是创作的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赵振鹏和张龙不约而同地都提到泉州。

“泉州有22处,我们拍不完,但又不能遗漏。这22个世界遗产要素共同构成了泉州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价值。我们需要为观众解构这个世界遗产的全貌。”赵振鹏遗憾地表示,这样的情况之下,有的点只能采用用空镜去补,来达到综艺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度。

这样取舍在《万里》没少发生。

视角再度转回新疆高昌,创作团队在不知道两人是夫妻的关系情况下,先后认识了讲述历史的邓永红和文物修复的徐东良。意外收获了关于爱情的故事,这对于做综艺节目而言,堪称天选桥段。

张龙当然也知道,这是戏剧点。“与高昌、丝绸之路有关的故事,我们当时有两条脉络,一条是大家熟悉的玄奘的故事,《大唐西游记》的残片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西游记》更是家喻户晓;另一条就是徐老师和邓老师的故事。”

两条脉络都不失为讲故事的好路子,“我们一直处于纠结当中,剧本也一直调整,推翻又重来,丝绸之路的价值太大了,这个命题应该承载着更大的使命。”最终,创作团队还是忍痛选择了弱化的处理方式。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策。却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近些年,诸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纪录片和综艺节目,在年轻群体当中反馈极佳。这些老少皆宜的内容,不仅将文物保护的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珍贵呈现在大众面前,也证明了《万里》的核心内在议题——文化本身,世界遗产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它们是不会过时的。

这也正是国闻文化坚持在做《万里》的原动力和世界遗产具有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尊重古典不因循古典,利用而不滥用综艺做为文化节目的表达。

就像赵振鹏深刻地知道,内容产品是需要适应年轻人的媒介接触习惯的变化,因此本年度《万里》在短视频端发力渐显,“希望能触达更广阔的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但其相关的短视频内容,也没有在追寻“短”进程中,陷入盲目玩热梗的尴尬。

《万里》不是纪录片,也不是一个纯娱乐节目,它用类纪录片的语言镜头,展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发掘人与历史文化的故事,产生思考,它没有那么厚重,但也不缺厚重。

陈赫录制完三坊七巷之后,带着女儿,沿着节目的路线,又重走了那一片他从小就生活的区域;出品人赵振鹏掩饰不住兴奋地和我们安利,“一定要去新疆啊,一定要去吐鲁番感受一下啊”;无数网友在参观海外博物馆看到那些被掠夺去的瑰宝时,或许能想起邓永红们和徐东良们在寂静处守护历史的意义。

《万里走单骑》的主角,不仅仅是代表着严谨传统文化输出的单霁翔,也不仅仅是龙泉青瓷技艺传承继承者刘杰和杨晓栋、穿梭在陡峭长城,已经年近花甲的程老师和季师傅……还有跟着节目对世界遗产逐渐有认知有兴趣的观众,我们共同构成了生活在这些文化遗产里的人的群像,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世界遗产。

至于最终想通过节目传达些什么?

张龙和赵振鹏观点很一致,不想教条地传递关于世界遗产价值的思考结论,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启发”的力量,也是“揭秘”与“对话”之后的“留白”。“我们做故事探访者,让观众在观看和感受的过程中,去得出与自己有关的结论。”

“我们能在古人留下的智慧中,汲取大量的能量。不走出去,眼前只有一个很小的世界,只有走出去,世界才能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看得越多,对待世界的方式才会越平和,理解的方式也会更多元。”出品人赵振鹏希望通过节目吸引大家亲身走进这些文化瑰宝里,去感受文化遗产的力量,这大概也是节目制作的初心。“只有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

图源:微博、豆瓣,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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