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西贝偏北

编辑 / 朱   婷

运营 / 狮子座

最近有网友预测第38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提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年上映电影里，男演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各类特殊群体角色。

从68岁的葛大爷到童星吴雨泽，年龄横跨老中青三代；从精神疾病、口吃到脑瘫、听障，再到精神分裂和智力障碍，角色涉猎的病种高度相似，构成了一条独特的“病患赛道”。

扮演特殊群体的演员年年有，但这两年特别多。

有的时候特殊疾病会被当做buff叠加态，成为逻辑顺拐的遮羞布。《河边的错误》朱一龙，警察但有精神疾病；《危机航线》里的屈楚萧和刘德华，同一架飞机里竟然有两个狂躁症患者。

更多时候疾病被当做“主菜”，成为叙事的主要动因。

《朝云暮雨》里周冬雨演脑神经损伤的植物人；《第二十条》赵丽颖演听障患者；去年凭《我们一起摇太阳》获金鸡最佳女主的李庚希演尿毒症患者。

特殊的不只是主角个人，甚至是一个群体或一家子。《送你一朵小红花》里，易烊千玺和刘浩存分别演脑肿瘤患者；《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里，佟丽娅和黄明昊分别演断臂姐姐和听障弟弟；《阳光照耀青春里》里，肖央和春夏所在的医疗院里住的都是精神障碍人群；《独一无二》的张婧仪是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听人，成为家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诚然，这是长期来在社会中被漠视的特殊群体，在银幕上被讲述、被关注的机遇，是人文主义关怀的体现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但，扮演特殊群体，似乎越来越被视为流量演员的转型密码，亦或是演员冲奖的“捷径”。

这种不适和反感，是因为看得太“多”了吗？

kk觉得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从来不够“真”。

一、票房奖项，既要又要

要问为什么近年来内娱演员扎堆演特殊群体，首先要问资方为什么愿意投。

视线拉回十几年前，这还是小众的“文艺片”赛道，是导演对于特殊群体生活状态描摹能力的体现，也是演员提升演技、展现公益心的契机。

薛晓路导演的《海洋天堂》里，绝症父亲王心诚在生命尽头为孤独症儿子大福努力铺就生存之路；娄烨导演的《推拿》更是“盲人世界凝视之作”，不仅有秦昊、郭晓东、梅婷等演员以身心重塑角色，更启用了多位素人演员，其中饰演小孔的张磊打破 “盲人无性” 的偏见，以素人身份演绎出特殊群体的情欲与尊严的复杂性。

但是，票房惨淡。

《海洋天堂》哪怕有实力派文章+国际顶流李连杰的双重盖章，票房也不过1400万；《推拿》纵然拿了金马奖还提名了柏林金熊，但票房依旧是1000万出头。

直到2015年韩延导演的《滚蛋吧，肿瘤君》上映，走的是“小妞电影+”的类型路数，让鲜活灵动的青年文化介入疾病叙事，用“活多久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怎么活着”的生死观念刷新大银幕，用5.09亿的票房将涵盖特殊群体的病理题材创作带入新的阶段，也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季军。

资方也嗅到了商机，原来，拍特殊群体电影也有票房大爆潜质！

2018年走社会派的《我不是药神》，跳出了慢粒白血病病友视角的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于医疗问题及其制度缺陷，狂揽31亿票房；2020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让易烊千玺和刘浩存成为癌症患者对照组，表现出特殊群体下的个体差异性，14.32亿的成绩再次印证了流量演员+病理题材的创收能力。

哪怕是经济下行的前两年，《我们一起摇太阳》虽然撤出春节档，但二轮上映后票房都能达到2.74亿，吊打同样撤档又上映的《红毯先生》（9364万）；《小小的我》在惨淡的贺岁档上映，7.65亿的票房可能拿到易烊千玺一番的电影里不算出彩，但绝对给中国电影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

其次，对于主创团队而言，这类电影在节展的奖项上更容易受到肯定。

这类题材天然带有社会关怀属性，容易引发共情，符合电影节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当然，这也是受到国际奖项的影响，纵观奥斯卡历史，类似《我的左脚》《雨人》《依然爱丽丝》等作品的成功确实树立了某种范式。

而在内娱，对年轻演员来说，挑战这类高难度角色是摆脱流量标签的有效方式；对老戏骨而言，则是证明自己沉淀演技的机会。

扮演特殊群体角色往往需要演员在肢体动作、语言表达或情绪控制上进行极端化的呈现，这种外显的表演方式，更容易让评委和观众直观感受到“演技炸裂”的瞬间，也方便在颁奖礼上剪出一个出色的cut——

听障母亲泪如雨下地打着手语，无声地诉说着世界的不公与自己的无奈；听障父亲在法庭上打手语认罪，只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伤害；失去双臂的女人用脚夹着叉子吃面、用脚哄孩子乃至完成生活里的一切琐碎；脑瘫患者绷直脚背，跌跌撞撞走上楼梯，每一根青筋都在努力……

想要演好这类角色，势必要付出很多努力。

佟丽娅为了饰演无臂女性福佳艺，提前小半年开启“无臂生活” 训练，亲自完成用脚吃泡面、换灯泡等高难度的戏份；易烊千玺为了饰演脑瘫患者刘春和，深入脑瘫患者家庭，拍摄时反复观看回放，力求呈现出最符合角色设定的“日常感”；张艺兴为饰演听障父亲，提前两个月深入钻研手语，掌握日常手语之余，还研究不同地区的方言手语差异。

争取甚至“创造”这类角色，似乎成为好演员的本能。《第二十条》里本来只有女儿是听障人士，但赵丽颖在视频通话聊剧本、听完角色设定后突然冒出一句话，“为什么孩子是聋哑人，妈妈郝秀萍为什么不能也是聋哑人呢？这对突出这个家庭的苦难不是更有帮助吗？”

图源：《蓝羽会客厅》

演员有功利心并为之付出努力没错，但这种集中化的趋势带来了不少隐忧。

一方面，当大量演员都选择同类型角色时，很容易陷入表演模式化，比如通过固定的颤抖、口吃或呆滞来诠释角色；另一方面，主创为了突出演员的“高光”，全片用近特写强调这种努力，将缺陷表演奇观化成为了煽情的下意识选择。

观众反感的从来不是演员钻研角色，而是整个体系对苦难的轻佻消费。

与其赞美明星“像不像”，不如先问问，主创团队是否愿意看见那些不够“励志”、不够“催泪”的真实人生？

二、只见残缺，不见人性

不是演员表演不够努力，相反的，很多剧本和拍摄方式都在浪费演员的表演。

都2025年了，拍摄特殊群体的电影突出的似乎还是老三样：美、弱、惨。

首先，女性角色要够美，够纯，够值得怜爱。

简朴但干净的衣衫，清纯无辜又倔强的眼神，有一两颗雀斑、痣但完全不影响美貌的脸，这样大颗坠落的泪珠才够动人。

男性角色要够土、够朴、够值得可惜。

胡子拉碴、总带着淤青的脸，偶尔染跳脱的颜色来表现“底层”，哪怕是用土色粉底液来打造一种“想象的现实”也在所不辞，这样才能让身边精致美丽的小孩形成对比色。

其次还是要够惨，世界所有的苦难都向他们倾轧了过来，甚至连卖惨都卖出了套路。

如果是听障人士，那么就会因难以沟通犯错——放大并激化矛盾，之后贬低听障人士的人格是剧本的常规操作。

《独一无二》里，女主的聋人妈妈经营小餐馆，因算错账被顾客为难，说她是骗子，乱算钱，直到听人女儿出场才化解了尴尬。

这种常见的算错账问题，就算是健全人经营的餐馆也偶有发生，要多么极端小心眼的客人才会抓着一个听障人士不放？

聋人父亲在医院做针灸，因为女儿没有陪护，他不小心扯开了别人的帘子，让其他做按摩的客人很尴尬，于是和他大打出手，最后脸上挂彩回家……

电影里的听障人士仿佛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而路人不仅冷漠没有同情心，甚至恨不得把自己的坏脾气全部宣泄给倒霉的主角一家。

而女性特殊人群就更倒霉了——受虐，被殴打，被强奸或意图侵犯都是家常便饭。

《朝云暮雨》的周冬雨，跳桥自杀未遂后成为植物人，被她讨厌的老头带回家擦身体、随意摆弄；《第二十条》的赵丽颖，老公欠高利贷，女儿被抱走，她被强奸，申诉渠道被掐断后想跳楼。

而法庭，这样一个庄严的场所更是成了特殊群体冲观众卖惨的“宣讲堂”。

《不说话的爱》里，聋人男主小马陷入前妻争夺抚养权，失业，缺钱的困境。为了争夺女儿抚养权，他卷入撞车骗保的骗局。

结尾法庭戏，犯罪集团让小马背锅，小马没有律师，法庭法官检察官还咄咄逼人。小马“打破第四堵墙”直视镜头，他的温情和整个法庭“人间地狱”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不断推进的镜头让他的手语震耳欲聋；反打镜头是旁听席上聋人们失声痛哭的画面。

《独一无二》改编自法国片《贝利叶一家》，在它的原创剧情里，女主的聋人父亲和听人叔叔为了争家产闹到了法庭，最后争的还是已逝的聋人爷爷的关注和爱。

父亲顺便表白认可女儿对于家庭的付出，但对女儿培养、费用提供等切实问题的未来规划丝毫不提，只是让叔叔回家，双方含泪和解，又一顿“包饺子”。

在主创的剧本里，造成“惨剧”的是他人的坏和不理解，因为特殊人群是“弱”而“善”的，这种没有人性灰度的善，难道不是对他们生活智慧的忽视？

脱口秀演员小佳被部分网友评价为“活阎王”，当他得知后非常满意：“我终于可以去做一个’坏人‘，甚至去做一些缺德事了。”

这种放下包袱的“缺德事”往往透着普通人生活的细腻情感。《健听女孩》最动人的不是听障家庭送女儿追梦的励志外壳，而是撕开了所谓“特殊群体”的刻板想象，比如父母用手语开荤段子玩笑捉弄健全人，这也是不动手语的人难以破译的私密幽默。

除了卖惨，“情欲”似乎成为展现特殊群体苦难叙事外的突破口。

承认并正视特殊群体的情感需求当然是好的，但创作者的表现手段让这种情欲显得无比猎奇。

有时候是提纯后的情欲幻想。《阳光照耀青春里》里，患精神病的肖央和春夏相爱，被称为青春里“公主”的她只为他一人侧目，犹如迷茫小鹿爱上了油腻奇怪的中年大叔。

有时候是过激的情感互动。《小小的我》里最被饱受诟病的就是刘春和雅雅的感情线。她是带着光晕的“女神”，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处。而雅雅对刘春和的言语动作又充满了挑弄，无论是把他的手放在胸口还是直接问“有反应吗”，都呈现出一种没有控制的、喷涌而出的戏耍感，代入刘春和的视角会非常不适。

这种为了表现人物真实性的“情欲”最终沦为了卖惨的调剂——因为角色有“私欲”，却不敢有私心；极致放大身体的缺陷，可性格也不敢有真正的缺点。

曾经在《推拿》里，沙复明对“美” 的偏执，小马的情欲觉醒，都红对容貌的隐秘骄傲，用细腻笔触证明特殊群体首先是人，有着与健全人同样复杂的灵魂。

《健听女孩》里，全家在音乐会上假装欣赏女儿的歌声——聋人听不见旋律，却用夸张的表情完成一场“爱的合谋”，这种爱的表演性质被导演戳破，但这有何尝不是家庭的真谛：妥协、包容与互相亏欠。

反观当下的创作，特殊群体的挣扎在奇情剧本与特写镜头下被简化为励志奇观，银幕上的苦难必须足够“美”，足够“有冲击力”，而现实中粗粝的生存细节，却因不够“上镜”被忽略。

评奖体系不该把“饰演特殊群体角色”与“精湛演技”简单划等号。

而真正的看见，也不应止于将特殊群体捧上道德高地完成表演，而是敢于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矛盾、欲望与困境——毕竟，允许缺点存在，才是对人性最根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