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宗氏家族在香港的诉讼案件迎来判决，案件涉及宗庆后家族成员间的离岸信托纠纷。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书披露了更多细节。

原告为宗庆后与杜建英所生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被告为宗庆后与施幼珍所生女儿宗馥莉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

原告提供宗庆后生前未注明日期的手写文件，显示其有意设立每人7亿美元的三份信托，但相关手续尚未完成，信托并未正式成立。

2024年3月14日，宗馥莉、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就宗庆后去世后事宜签署《协议》，第10条明确将相关纠纷的诉讼管辖权限定在中国杭州。

法律人士指出，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仅为程序性保全令，协助杭州法院审理信托实质案件，而非资产归属的最终判决。依据管辖地原则，杭州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案件。

判决书披露，相关案件已于2025年7月在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香港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该案标题为“关于根据《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M条，以辅助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

原告提供三份文件：宗庆后手写信要求设立信托、2024年2月2日签署的委托文件、宗庆后去世后各方签署的《协议》。

《协议》第10条明确争议应提交杭州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江朵律师表示，该条款将实体争议锁定在杭州法院，确定其管辖权。

若无此条款，香港法院或基于信托资产存放地或设立行为地主张管辖权，可能与杭州法院产生管辖冲突。

香港法官指出，尽管原告主张《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但第10条明确要求在杭州法院提起诉讼。

2024年12月27日，原告向杭州中院提交起诉状。2025年2月28日提交修订版，截至6月16日仍未完成立案。

2025年7月8日，浙江省高院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确认杭州诉讼已立案。

被告律师提出异议，称通知书案号被涂黑，无法证明与杭州诉讼相关。原告解释涂黑为减少公众关注，并指出通知书内容与诉讼一致。

香港法官认为该通知书显然与杭州诉讼相关，并将审理该案的内地法院统称为“内地法院”。

业内人士指出，该案一审由浙江高院受理或因案件金额巨大（冻结账户17.99亿美元）及被告宗馥莉为中国香港籍。

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省高院可管辖争议金额3亿以上或2亿以上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案件争议焦点之一是“烂尾信托”是否构成遗嘱信托。

宗庆后曾表达设立信托意愿，为三子女分别设立离岸家族信托，但并非已有完备流程与合同文件的契约信托。

2024年2月2日，宗庆后签署委托书，委托宗馥莉设立信托。同日，宗馥莉签署确认函，成为建浩创投唯一股东。

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去世。3月，宗馥莉与三原告签署《协议》，确认信托设立事宜。

此后，因相关文件安排“潦草”，原被告就信托推进产生分歧，争议集中在资产范围、受托人权限及设立进度。

香港法院未对上述内容作出裁定，交由内地法院审理。

依据《信托法》第八条，设立信托应采取书面形式。《民法典》实施后，遗嘱信托成为新形式。

判决书披露，宗庆后留下两份2024年2月2日签署的遗嘱，一份涉及特定离岸资产，未涵盖建浩创投及资产；另一份涉及内地资产。两份遗嘱均未将原告或杜女士列为受益人，仅列宗馥莉、施女士及宗庆后母亲王树珍。

既然建浩创投及资产未涵盖在遗嘱中，“烂尾信托”是否能被认定为遗嘱信托成为焦点。

魏峻军律师指出，宗庆后曾委托律师办理境外财产并设立信托，其去世后委托是否继续有效需法院释明，依据《民法典》第174条“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

魏峻军表示，建浩创投作为资产管理载体，宗庆后准备将资产注入信托。信托未成立，宗馥莉为代持股权的资产表见拥有者。宗庆后安排及子女协议能否被认定为遗嘱并执行，需杭州法院审理。

他认为，需查明宗庆后对建浩创投资金是否有处分权，包括资金来源合法性，是否为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账户资金不足部分安排是否合法。

现有证据显示，宗庆后侧重设立信托，收益归三子女。宗馥莉提出本金归属问题，认定需更多证据，相信杭州案件将披露更多信息。

回顾事件安排，魏峻军认为，若宗庆后直接表述划分财产所有权，或可避免争议。但高端人群易被海外信托营销影响，表述反复围绕信托概念，导致利益主体不清，亲属对簿公堂。

若原告欲成立信托，在宗馥莉异议下，需越过三道难关。

江朵律师指出，原告面临三大难题：一是财产界定，即信托财产是否仅限利息？本金是否为遗产？二是DNA鉴定结果，原告需证明与宗庆后的亲子关系；三是程序阻挠，宗馥莉可利用诉讼周期，质疑信托条款细节，如受益人范围、管理费用等，不提供或拒绝签署文件，提出跨境执行异议，依赖杭州法院强效司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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